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关于党的根本宗旨的哲学思考

把握党的根本宗旨 ,只有从历史规律实现的特殊性上理解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从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统一中 ,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是与价值观的统一中 ,才能深刻理解“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真理性 ;实践党的根本宗旨 ,必须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的基础上 ,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与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一致性。     

扩展基础加筋风积砂地基抗拔承载力模型试验与计算

通过扩展基础加筋风积砂地基的室内模型上拔试验 ,研究了不同试验方案的加筋土体在极限上拔承载力 ,并提出了加筋风积砂土体的上拔承载力的理论计算公式     

“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

百年以来,“以美育代宗教”始终被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家奉若神明。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新世纪中国美学必将从跨越“以美育代宗教”的失误开始,从而实现自身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中国革命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中国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从学理的层面、从理论的核心深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与儒家哲学的融合,两种哲学融合的基础在于两种理论的核心深处存有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法则,即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强烈的实践思想。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很好地将中国儒家思想包融于自身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试论中共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

中共八大的党章与七大党章相比较 ,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 ,即未提“毛泽东思想”。其原因主要是与苏联共产党对中共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持态度有关。八大党章未提“毛泽东思想”,虽然有着积极的一面 ,但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以史为鉴 ,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让小说走向哲学--论《务虚笔记》的语言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向人们展现了走向哲学的小说的新的景象.作家以其富于智性和灵性的语言为小说走向哲学铺平了道路,因而小说语言所显示的意义就不再限于其文本本身,而是为我们的文学如何与哲学进一步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生成论之比较

柏拉图在《蒂迈欧》和“未成文学说”中所讨论的生成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生成论有很大的相关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在与前者的对话中形成的。无论是三本原的生成模式学说,火、气、水、土四元素相互生成学说,还是由四元素生成同质体的理论,甚至个别事物的生成理论,亚里士多德都从老师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本文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证,表明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生成理论。本文还就柏拉图的“接受者”与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质料和终极质料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     

形而上学：生存境界的彰显——关于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思考

在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既是现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中心课题。文章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图从“生存境界”的角度来挽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揭示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的基础上,区分了形而上学的理想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现实的合法性在于人的类生命和历史性,形而上学的鲜活的生命在于人类价值的寻求和生存境界的彰显。     

哲学创作的贫乏与哲学的"限度"

本文是对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①一文的回应.把"哲学创作贫乏"作为一种现象予以评论的各类观点背后,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基础;而一种哲学观虽然在作为哲学批评之依据的时候会有其针对性,并且以此为准则的哲学创作局面也可能产生出极大的新鲜性,但在更广泛和复杂的批评对象面前,以及在将其作为哲学创作之根本立足点的时候,此种哲学观同样可能表现其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克服哲学创作贫乏的状况,而从哲学观上把哲学树立为一种"究极"性的学问,那也可能意味着对哲学自身品性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