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道教学视野中的酆都

酆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经中,是济世度人之阴间天宫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注重神学理论的创建,道教已初步建构起系统的酆都地狱理论。在道教斋醮科仪法术中,酆都有着济生度死的多重功能,历史上酆都道教的长期传承,致使酆都地府惩罚形成民间信仰习俗。通过史籍道经中酆都文化内涵的解读,道教史上酆都平都山道教历史的重构,可知酆都神学理论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     

论老子的治国智慧

老子的治国思想是《道德经》一书的重要内容,老子之所以醉心于作为"天地根"、"天下母"、"玄之又玄"的"道"的"构造",无非是为"君人""应该如此"、"何以如此"提供一种无可辩驳的、形而上的根据。《道德经》全书充满着浓厚的"以天占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它的治国智慧包括"君人"特质、无为之术、大国之道、人类美景等四个方面。     

法先王与中国传统治道范式的构建

法先王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治道范式。它向往三代的王道理想,崇尚血缘伦理的王权秩序,尊经崇古而又面向现实。法先王以对逝去的历史的理想化诉求为核心构建治道范式,以确立哲学境界层面上的社会理想来表征自己的范式效应,以超越性的意义整合显现其独特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尚文论略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并在战乱中建立各自的政权。少数民族君主们不同称度地接触、接受和推行汉文化,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重视汉文化教育,实行“学而优则仕”。少数民族君主的尚文体现了其对汉文化的情感及心理认同,是其建业立国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封建化,加快民族融合有巨大作用。     

新文化元典与现代性的偏执:五四启蒙精神与"内圣外王"思维的吊诡

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载体的新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着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命题展开,但这一切总是摆不开道德伦理的基线.在《新青年》同仁为新的道德伦理鸣锣开道的同时,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泥淖.近代启蒙的宿命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无时不充满着吊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青年》视为一个新型的内圣外王文本.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