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

基层民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引起世人关注。本文从我国农村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推进民主进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清朝前期外贸立法中的具结制度研究

具结制度在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 ,各种甘结、保结得到充分的运用。通过对其存在原因的分析、对其广泛运用的考察以及对其作用的探讨 ,发现建立在宗法伦理基础上的具结制度是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 ,并成为封建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它束缚了所有外贸参与主体 ,钳制了外贸实际运作过程。对内压抑了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外不能抵御经济政治侵略 ,是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具有闭关性质的重要原因     

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财务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其财务模式。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形式不同 ,将现有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外部监控型、内部监控型、家族控制型和转轨经济型 ,由此产生了经营者主导型、出资者主导型、业主主导型和内部人主导型的财务模式 ;并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的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向。对于寻找适合我国不同企业及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构架和财务模式奠定了基础     

我国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主要对策

目前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尽快启动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建设国家研究项目,积极推进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健康成长,加快推进中小学实施小班化教学和加强农村师资建设。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性恢复,稳步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素质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环境支持。     

严复的能力观及其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对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一种解读

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3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问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论电子政务对行政决策的影响

电子政务是一场运用新的现代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传统政务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电子政务的应用与推广,必将改变行政决策的环境、条件、技术与状态,从而深刻地影响着行政决策。要使电子政务对行政决策的影响发挥出应有的最大的效能,就必须理性运用电子政务,最大程度强化电子政务对行政决策的正面影响,最大程度弱化电子政务对行政决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