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中武人群像的民族特征

《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武人形象。这些形象虽各有一番情貌,却都是以厚重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为底蕴。通过考察两书武人群像所体现的道德和才能标准,昭示鲜明的民族特征。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简·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读解

威廉来昂曾经指出 :《简·爱》像一个燃不尽的火把。一百多年来 ,不断释放出绚目的光芒。本文试图对《简·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重新读解 ,揭示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宗教、婚恋及文学创作等现实 ,使罗切斯特的精神火光照亮 2 1世纪的今天。     

‘Gutsy’ Decisions and Passive Processes

Abstrac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positioned itself against the militarized discourse of the Bush-era Global War on Terror (GWOT) by articulating a ‘return to the rule of law’. And yet, the figure of the US decision-maker remains as masculinized and militarily-oriented as ever. I demonstrate this seeming incongruit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first, the decision to render the Christmas Day (would-be) bomber of 2009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decision for which Obama was labelled ‘weak’ (hence feminine) on terrorism; and second, the killing of Osama bin Laden by the US Navy SEALs special operations team, a decision which reaffirmed Obama's warrior credentials, since it proved that he was the ‘strong’ (hence masculine) commander-in-chief. Both ca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hegemony of the masculine ‘warrior decision-maker’ remains privileged and facilitates the re-emergence of the GWOT ‘war machine’, despit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change.     

从战士到隐士——论孙犁文学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

孙犁的文学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内在的转换张力,在题材上表现为从战争到女性的转换,在体裁上表现为小说到散文的转换,在写作方式上表现为从自然到刻意的转换,而根源则在于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即从战士到隐士的转换。孙犁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超越传统文人的仕隐矛盾,只是在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表现为从政治向人性的回归。     

再评李渔：“帮闲”或是勇士

李渔一直是难以获得定评的古代文化名人，而且持论各方常常观点完全相左。钟明奇先生在《重评李渔“帮闲”说》一文中，重申了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但从钟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来看，仍然存在明显漏洞，结论值得商榷。理解李渔这样的文化存在，必须秉承“了解之同情”的原则。回到明清易代时的生存时空背景，李渔非但不是无耻可鄙之人，相反他是一位为谋求独立生活、自由思考而执着坚持的勇士，是晚明个人主义思潮真正的代表。     

试析下级武士背离幕府的原因

德川幕府本身的政治体制为下级武士后来的贫困化埋下了伏笔,而下级武士的贫困化又促使其快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寻找新的政治结合点,走上了同资产阶级结合并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道路历程,从内部为下级武士反幕奠定了基础;而民族危机终于使下级武士彻底与幕府决裂,举起了"武装倒幕"的大旗。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论《平家物语》中的武士价值观念

《平家物语》所反映的武士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技艺精湛、视死如归、勇武刚毅;忠义报主、重视名利、为知己者死;风流典雅、智勇双全又不失人性温情。此外,通过作品中僧兵与女性形象对武士价值观的映衬作用的探讨,揭示了它们在主题中的作用。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