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清朝前期外贸立法中的具结制度研究

具结制度在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 ,各种甘结、保结得到充分的运用。通过对其存在原因的分析、对其广泛运用的考察以及对其作用的探讨 ,发现建立在宗法伦理基础上的具结制度是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 ,并成为封建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它束缚了所有外贸参与主体 ,钳制了外贸实际运作过程。对内压抑了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外不能抵御经济政治侵略 ,是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具有闭关性质的重要原因     

史料引用致误原因分析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自古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很多,如果不作必要的考证鉴别,很难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1)史料本身无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2)史料本身无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3)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4)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5)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6)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山谷诗内诠

黄庭坚深受禅宗影响 ,其作品往往有较浓的禅味 ,或者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禅宗或佛教典故 ,加上其用典灵活隐晦 ,往往让人难以得其真意。如果典故本意未明 ,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黄庭坚的作品。古代注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但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 ,文章以具体例子作了讨论。     

词汇规范的若干思考

词汇规范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内容。词汇规范尽管难度很大 ,但还是可能和必要的。词汇规范必须全面考虑语言的社会职能、不同领域词汇的不同特点、语言的系统性等 ;必须处理好学理与俗实的关系 ,为语言留足发展的空间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

元代萨都刺《雁门集》中保存有数十首涉道诗,是萨都刺寻访江南道教的历史记录。萨都刺作为东来的回回人,注意了解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他足迹遍及江南道教名山宫观,与道门人士结为方外之友,这反映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中,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布罗代尔认为,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的出现使基于文献书写的历史的单声部特征显露无遗。口述史不再是现代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声音。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分析方法,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口述史与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是解决口述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