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

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利用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危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而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也根据局势的变化,对西方国家从战略方针、宗教政策、外交体制等方面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和让步。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盛世下的忧患——中西关系视角下的康雍乾盛世

18世纪中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为与欧洲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对称,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为西方向中国殖民开拓做知识准备。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为19世纪出现的中西之间"大分流"埋下了隐患。     

文明竞争思路的开启——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意义

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的观点,向被视为"超前"于时代。然而,若置诸时代语境中,其观点却是在"师夷"和"务本"两种自强方案中所取的折中,在推进对西方认识的同时,又回归到关注"政教"的中国传统认知框架中。这种观点蕴含着认为中西之间道一理同的预设,使郭嵩焘认识到中西之争不仅是力量对抗,更是文明竞争。这也恰是他异于同时代人的思想特征。郭嵩焘打破了西方有"器"无"道"的印象,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中西之间,道是异还是同。这个问题为后世中、西学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构成其思想体系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主张汉字改革,批评旧医的不科学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孔子抱以极大的尊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特别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观点,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学习西方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列强不断提出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大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然于电报领域却大异其趣,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上,援据传统治国理念和新近传入的西方近代思想,制订出力为设法阻止的应对方略,与列强展开较量。结果是,清政府在虑及国力有限的情势下作出一定让步,大抵形成列强可在中国领海敷线、但线端不得上岸、庶界限分明的格局,基本抵制住列强在华架建陆线的企图,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有利的空间。此反映出清政府在维系内陆信控系统这一特殊场域完整性的态度与决心,并构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从而展示出此间中西关系中非同常态的历史景状。     

深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历史机遇

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格局的变迁 ,使西方国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西方盟主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凸显。与此相反 ,东西关系缓和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敌意淡化 ,共识增加 ,合作加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经济的蓬勃发展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西方国家对中国越来越重视 ,看法日趋积极 ,对中国需求面上升。中国面临建国以来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最好机遇。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中国越接近西方 ,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越小 ,在世界力量中占有的份额就会越增加。中国应抓住机遇 ,深化中西关系 ,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     

论《东方杂志》改版后文化态度的变化

1919年《东方杂志》改版,明确表示放弃"特别国情之说",并"顺应世界之潮流",文化态度逐渐向《新青年》靠拢,刊物随之迎来了"新生"。编辑态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文化"调和论"的放弃,对"西洋文化破产论"的批判,以及对新旧文化关系的再次厘清。尽管杂志表示要丢弃古今中西关系的"调和论",要进行"一心一意地现代化",但又通过诸位"西哲"之口,抨击西方文化弊端、礼赞中国文化优越性,显示出明显的历史惯性和复杂的文化心态。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清代闭关锁国政策新论

学界在“一口通商”研究中,囿于“闭关”与“开放”二元对立思维定势,无法打破或闭关,或开放,或折中调和论的怪圈。用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它的形成和演变,从而打破思维习惯,在充满矛盾的意见或现象中找到潜在的统一逻辑,认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一口通商”不是一成不变的,18世纪的“一口通商”适应了历史的发展,19世纪的“一口通商”则不适应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