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毕沅的历史学贡献

毕沅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被梁启超誉为“乾嘉学术护法”。他的《经训堂丛书》和《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受学术界的瞩目 ,他的学术活动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大发展 ,而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同程度的引领了乾嘉时期的学术方向 ,研究他的学术特点和学术范围将十分有利于理清当时的学术脉络和学界概况 ,本文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入手 ,仔细整理毕沅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同时简单推敲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诗经》乾嘉学派的文学阐释

一向被认为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在<诗经>诠释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阐释.他们重视诗的表现手法,揭示诗中兴比的指向;在字句训话基础上,考订字义,从而品赏诗情.乾嘉学派对<诗经>的阐释体现出文学性,不仅与<诗经>的文学性质相关,也与很多乾嘉学派的学者进行诗文创作关联紧密.     

乾嘉考据与太平天国史学

考据是人类研究历史的方法;考据大盛于清,以"乾嘉学派"为杰出代表,成果卓著。借鉴"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戴震墓碑何人拜题

戴震（1724-1777）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不但在哲学、音韵、训诂方面有重要贡献，而且对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亦造诣很深，成为一代考据大师，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逝世后埋葬在今日商山乡双桥村境内的几山头，“龙飞嘉庆十八年岁次酉仲冬月”（即1814年）虽时隔190余年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史学吾华遗产富,继承批判莫相侵”——论吕振羽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超越

吕振羽在治史生涯中能够取得诸多成就,多得益于其对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思想、精神和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吕振羽倡导经世致用、据实立说;重视史料的广搜博征和严择慎取,为自己进行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又在治学理论、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实现了对乾嘉学者的超越,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

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造成了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