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时人论短长

一、误入“红楼” 20世纪70年代初,《红楼梦》注释小组成立,日后,该小组成为“文革”期间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返回全国文联不久,即被派往红楼梦校注组工作。他的学术志趣虽不在此,但从注释组这一面说,这一选择颇有眼光。林冠夫先生,则与红学就此终生结缘。     

三八节·女人花

①这张照片是1971年中宣部五七干校家属队的合影。这所干校位于银川市贺兰山下荒凉的山坡上,附近没有村镇。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女性要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和泥做煤饼子,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水,甚至大小便     

作家年表整理和编撰略叙

20世纪70年代“五七干校”时期文学的材料,是一个亟待收集和整理的领域,因为它正处在散佚的过程之中。根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可大致编撰出一个“年表”,但由于缺少较为丰富的背景性的材料做支撑,它虽能拉出一条简单的历史线索,却语焉不详或仅有孤证之处不少,这便是论文写作的由来。文章根据年表,对现存及待辑佚的材料简况略作叙述,对有关疑点和校勘例证也略作举要,尚有一些问题,也隐含其中,有待进一步的丰富补充。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的一个“新发明”,就是将有问题的干部和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以“工作单位”为“单位”集中到农村,进行长达数年的劳动改造。     

京城小汤山知多少

“文革”后期,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就建在小汤山,取名“红艺五七干校”。当年,家父就下放在那里。每次回家,父亲都要夸小汤山,说那里有温泉,河水非常清,景色特别美。“文革”是个黑暗的时代,小汤山的美丽似乎给了干校“臭老九”们某些心灵上的抚慰。于是,很早我便知道了小汤山的名字,幻想着,有朝一日到那里看看。几十年以后,我竟生活在了小汤山地区,成了这里的居民。     

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

1968年底,我们湖南省长沙市零陵县国营前进公社被改为地区五七干校。1964年、1965年下放到前进公社的600多位长沙知青被再次下放,县里将我们分散安置到全县一些偏僻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我们四队20多名男女知     

患难之中见真情——回忆我与书记同住“牛棚”的日子

1968年12月，市级机关大联委（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决定将我们这批审查对象送到五七干校审查：边批斗边劳动。那天早晨天色阴暗，大雪纷飞，西北风狂吼，我们这批审查对象100多人排成两行，由造反派押送着向轮船码头行进。家属帮我们提着行李、物品，跟在后面送上码头。每个人都绷着脸孔，没有表情。陪送的父母和妻儿，有的默默流泪，有的低声哭泣。两旁的行人都停了下来，用难以捉摸的眼神看着我们。从出发到上船，走了不到1个小时。尔后小轮船汽笛长鸣，拖着两只客驳离开了N市，岸上留下一片哭声。     

群策群力“唱大戏”

1969年冬，我随湖北省农机厅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三团四连三排（省农机厅）当五七战士，任党支部宣传委员。     

贤妻自山村来

1965年秋，我们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湖南零陵县一个国营农场。我们在那里奋斗了三年多，把数十里荒山改造成农田，自力更生建起了房屋，可“文革”中我们农场被改成五七干校，本已锻炼成黑皮肤、铁肩膀的知青．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中，再次插队落户到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文革”的尾声及余波

从1973年到1975年,总理直接安排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1975年夏,在驻美联络处工作两年后我奉召回国,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但几星期后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干校劳动。这是第四次派我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干校。我在农村时,总理与世长辞,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