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四岳、五岳地理观念析疑

先秦时期的四岳可能泛指四方之岳。四岳观念的发生,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秦汉以后,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尔雅》一书在成书过程中杂采邹衍大九州说影响的《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山岳观念,糅合秦统一后的地理观念及武、宣定制后的五岳观念,因而《释地》、《释山》中,有关五岳的名称和方位,前后不一,歧疑丛生。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     

对东汉黄巾教团的重新认识

张角等人利用“黄天”(中黄太一)信仰排斥来自各地流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从而建立了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黄巾教团。与地方性民间信仰敌对的黄巾教团,更愿意靠拢或者说攀附儒家谶纬经学,以此获得更多的神圣权威和信仰资源。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儒家“党人”之间利用私通黄巾教团的罪名彼此攻讦,加剧对黄巾教团信徒的宗教迫害,这一不恰当的宗教政策直接引发了黄巾起义。以往的黄巾起义研究,常将黄巾教团的宗教活动仅仅视为农民起义的准备;今后可以从宗教学等新的视角切入,对黄巾起义和黄巾教团进行扩展性研究。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正统论的演变及其价值述论

历来众多史家讨论正统论渊源时，往往着眼于“大一统”、“天命论”两大理论源头，而没有看到正统之论实肇始于中国几千年来基于血缘关系而所形成的宗法礼制，由这种制度而逐渐派生出的一种观念，即“正统论”。其次，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历来史家从各自所处的时代及立场出发，自立标准，曲为己辨，似乎致使正统标准陷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分散状态。然而，在历代正统争论问题上，虽存在着抑扬由己，褒贬任情的情况，但若从宏观上考察，仍然存在着大家普遍接受和采用的三个论定标准：“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一统及五德终始说。”再者，由于历代史家对正统问题争论不休，讨论时皆持私己之偏辞，非能有大公之通论。故而致使史家屈从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以历史的结果作为价值的依归，必然会形成“存在就是合理”、“胜者王候败者贼”的理论偏颇，史学沦落为只会随风飘摆，为强权势力涂脂抹粉的蜱女，故而有的史家主张“去统”。反对者认为正统观作为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已根植于史家的历史思维之中，绝非不足论之事，井将“去统者”斥为“殊为无识”。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孙子兵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诠释与启迪

商家历来视商场为战场,因而崇尚《孙子兵法》。孙子关于国家战争能力的建设、选择主将、行军作战、地形利用、士兵管理、使用间谍等诸多方面的论述,为我们的管理企业、指挥市场竞争提供了具体参考,《孙子兵法》的主要观点和思想精髓,对当代企业管理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