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的法律定位及完善

面对著作权纠纷的增多和审判压力的加大,我国各地对专业调解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但仍存在设置主体、组织定性、管理体制、人员结构不一,规则不健全等问题。直接和表层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定位不明,深层的原因则是理论上对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及其纠纷解决功能认识不足。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是纠纷解决的群众自治性,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城市开放型社会现代性纠纷解决而产生的新型群众自治性调解组织形式。因此其应归属于人民调解的法律范畴,通过《人民调解法》的修改,为之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其机制设置。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研究——以怀宁县为例

自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诉讼与仲裁,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制度,凭借着我国悠久的调解传统和低成本、高效率解决争议,日渐成为基层纠纷解决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关卡。虽然在立法上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例如调解员经费保障、司法确认、没有完善的程序等等问题。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以后的人民调解工作完善提供一些完善措施。     

人民调解的现状及对策

人民调解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人民调解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人民调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管理、服务来解决一系列群众内部纠纷的自治方法。人民调解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矛盾化解能力,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为社会稳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本文通过对人民调解的概念阐释,结合当前人民调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若干加强人民调解水平的措施与建议,以供参考。     

专啃“硬骨头”的调解员

她很普通，十几年如一日地活跃在社区人民调解这条战线上，走街串巷，不计得失，无怨无悔。她用甜美的微笑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破解隐患。她用辛勤的劳动，调出一片真情、营造一片温馨、温暖一方热土。她叫赵秀红，是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街道无棣二路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人民调委会主任。     

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实践与创新：人民调解“赤峰模式”研究

人民调解“赤峰模式”是在大调解格局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民调解创新机制。研究该模式，以其实践与创新情况为基础，评析其优势和特色及潜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建议，有助于这种大调解模式在实践中更加顺畅有效运行，也对探索在大调解格局下如何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所裨益。     

论人民调解的价值

人民调解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人民调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民调解的自由平等价值、正义价值、秩序价值、效益价值和民主价值等方面.     

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人民调解

深圳市从2007年开始,决心大力发展社工事业。2008年始,深圳市民政局以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下派社联社工服务中心12名司法社工到光明新区各个调解单位开展调解工作．给司法调解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