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关于宋明命妇服饰的简单探讨

命妇服饰作为中华服饰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过多探讨。关于宋明服饰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传承关系,而对其传承与发展则较多忽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国人的关注。     

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婆罗门教、佛教“有无之辨”的交集——《五百梵志经》初探

《五百梵志经》最早为道安所记录,并被认为是一部失译经典。后代经录则多将其认为是中国人所撰的伪经。本文根据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本,认为此经是一部翻译经典,其核心思想源自婆罗门教的古奥义书。在东晋时期由于本经中独特的从无生有的思想,它还曾被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引为经据。此后本经还被改写作为《百喻经》的序分。改造者似乎受到了佛道论争中关于道和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论的影响,而对此经作了一些改动,由此显示佛教对道教的优位性。由此大致可推断这一改编过程可能发生在初唐或此后不久的时期。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朱筠传状的史源学梳证

朱筠门人和友人给其所写的传状,是了解朱筠一生事迹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些传状史料来源的梳证,可以明晰各传状之间的史料关系;通过对朱筠传状史料的类型及使用方式的分析,可以明晰朱筠传状中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使用情况;通过对朱筠传状史源学价值的探析,可以明晰朱筠传状在辨析版本源流、判断史料出入、考证校勘错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

《莺莺传》研究一直是元稹研究的热点,张生即元稹自寓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观点,而吴伟斌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反对自寓说.事实上,《莺莺传》是一篇自传性小说,吴氏用小说性否定自传性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吴氏对元稹恋爱的考订存在明显失误,其学术批评方法也很不规范.     

《吉尔伽美什》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吉尔伽美什》是目前世界文学中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巴比伦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差异。如果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系统地梳理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新编撰四川方言志语音志存在记录方音体系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 ,以及方音特点未得到记录等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到方言志的价值。问题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可通过六表完备和协同配合加以解决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释义

上博简<诗论>"<小(日文)多疑>"论其意旨的两句话似须重加标点,作为重文的"矣心"字当读若疑,并且其一字为句,其下之语是对于它的说明.这样句读的理由在于<小(日文)>一诗所涉及的"疑"有多种意蕴,并且"疑"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多种用法,所以<诗论>作者将其意义限定而予以特指,以准确说明<小(日文)>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