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内卷化”现象的本质及其纾解

深入考察“内卷化”现象的本质、成因,为进一步实现劳动解放,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自觉劳动迈进提供了现实依据。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内卷化”成为异化劳动的起点;拜物教观念扩大了“内卷化”的异化性质;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摆脱“内卷化”的异化劳动本质,而社会主义具有扬弃“内卷化”异化劳动本质的社会基础,进而实现劳动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实现科学劳动和有序竞争,必须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还原拜物教的本质,超越物化追求,树立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重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共同进步。     

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

逆内卷化是指社会交往突破地缘、亲缘关系的局限,向陌生关系延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网络负载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以往研究一致认为,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特征,交往网络局限于家人、亲属、同乡等熟人关系。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面临的城市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为其扭转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实现逆内卷化交往提供了可能。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并比较乡-城和城-城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结果发现:与"60后"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仅部分具有内卷化倾向,而"70后"和"8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总体呈现出逆内卷化特征;"9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发生于乡-城流动人口之中,城-城流动人口不仅未出现内卷化特征,反而具有逆内卷化趋势。此外还发现,阶层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社会交往内卷化,而教育和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具有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两类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的乡-城流动人口交往内卷化预示着生活机会减少和不平等程度加深,应引起学...     

农村供养服务机构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与治理效能

供养服务机构是推动农村基本养老服务可及的重要载体,但存在福利排斥和福利内卷化问题。从嵌入视角出发,建构空间嵌入—要素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服务嵌入五维分析框架,基于安徽L镇的田野调查,分析农村供养服务机构转型实现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的机制及其治理效能。研究发现,供养服务机构以空间嵌入为基础,多元主体协作养老资源整合推进要素嵌入,建构养老服务枢纽促进在地化养老服务生产实现结构嵌入,促使养老伦理向新家庭本位与公共本位并存转变,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下沉和“多养融合”嵌入式生活场域供给服务。供养服务机构转向发展探索新型嵌入式养老利于以嵌入式建构镇域养老共同体打破养老服务区隔,促进养老服务转介衔接提高养老服务效益以及生产赋能家庭养老次生公共价值,从而提高福利治理效能。未来还需从挖掘本土服务资源提高嵌入可持续性、加强嵌入后福利治理风险管理以及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嵌入精准性等方面推进其养老服务长效嵌入式供给。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本文旨在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以及晚清帝国的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些新的解释。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尽管经济史学界对清朝前期和中期与西欧诸社会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争议,但学界趋同于认为,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晚清帝国的经济却在内忧外患中衰落了。从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和阻碍市场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制度变迁、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和科技革命互动作用下完成的。相对而言,晚清帝国经济发展的停滞,则是巨大人口压力下制度内卷,市场分工无力深化和扩展,科技发展缓慢,以及社会腐败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个体经济秩序与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

个体经济秩序与个体经营行动相关。基于经验资料的分析,可发现在市场经济中,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从初入新市到融入新市,从融入新市到带人入市,最后形成联动立市的经济实践格局。不同于西方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路径,本土社会中进城创业者的经营进程没有采取纵深化的发展模式,也更没有陷入日常表达中"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而在情感关系以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采取的是家户组织化的横向发展形式。在同家同业、同乡同业等生产关系中,进城创业经济组织的不断孵化,不仅增强了进城创业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且繁荣了城镇市场经济中的个体经济,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图景,并且促动了流出地经济产业区域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     

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权控权内卷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侦查权控权,从控权措施与控权效果的关系来看,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状态,不仅扭曲了诉讼价值、放纵了侦查权,而且通约了诉讼程序、抑制了辩护职能、妨害了证据规则。因此,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当在政策控权理性化、程序控权精致化、监督控权真实化、审判控权规则化、辩护控权实质化等方面思考侦查权控权的“去内卷化”问题。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内卷化”反映社会现象及成因分析

近年来,内卷一词不仅是一种学术概念,在整个社会引发热议,甚至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学术概念从而变得大众化。内卷化不再只是应用在农业方面、政治方面,它和焦虑情绪相关联,甚至形成了一种焦虑文化,“内卷”焦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造成“内卷”的原因也应该受到关注。本文在概述内卷起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内卷化形成的原因,并提出正确对待内卷化的对策和建议。     

“鸡娃”的生成：现实图谱、制度型塑与文化建构

近年来,随着教育“内卷”的加剧,“鸡娃”一词从网络发源并在社会中快速流传。“鸡娃”的核心要义在于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深度参与。文章在立体勾勒父母教育参与行动的现实图谱的基础上,从制度与文化两个维度揭示了“鸡娃”现象背后的时代性根源。从制度层面来看,选拔型考试制度、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教育市场化与独生子女政策等激励了父母的“鸡娃”动机,而文凭通胀、教育资源失衡、教育资本化与减负政策等又规制了家长的教育选择,反向刺激了家长的“鸡娃”需求。从文化层面来看,为了让子女“出人头地”,被内化的精英教育观演化为对名校的执念,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作出了“鸡娃”的选择。而作为一种增值性文化产品消费,家长“鸡娃”除了意在购买课外服务,也是在购买一种阶层区隔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