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宫词和宫怨之辨析

宫词和宫怨是中国古代诗歌关系密切的两个专题，不应混淆。宫怨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汉诗；而宫词却始于唐人顾况，集成于王建。宫词出现在唐代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后宫庞大，宫女制度的弊端，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唐代政治开明，诗人可以畅所欲言；后宫生活题材，是唐诗受众的一大看点。宫词与宫怨的主要区别：宫怨多用古体，而宫词倾向于七绝；宫怨多为单篇，而宫词多为组诗；宫怨主情景，宫词多叙事；宫怨多含蓄，宫词多白描。     

民族文化译介的韩礼德功能阐释——以唐诗《怨情》英译文对比分析为例

近年来,国内译学界出现了从功能语法角度对民族文化译介进行分析的新思路,即以韩礼德三大纯理功能为出发点,对中国古典民族文化文本的传译进行系统功能阐释。基于此,本文以李白《怨情》一诗为例,对多位海外译者的英译文从概念功能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借助功能语法折射海外译者译介中国古典民族文化的种种现象,以期进一步证实功能视角阐释民族文化译介的可行性和意义。     

“引用”类别新探

“引用”，就是说话或写文章时，引进现成话或可靠的资料数据等。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在文化繁荣、文体众多的今天，引用的范围在扩大，形式在变化，种类在增多。因此，本文意在引用的类别上，作一点探索性研究。一有的引用，是直接引进原话（或原文），而有的则只取其大意，不用原文，根据这一内容标准，就可把引用分为真引（直接引用），意引（间接引用）。真引直接引进现代成语或典籍资料、原文的引用方法，叫真引或直接引用。这是一种语意兼收的引用。由于是对原文的直接引用，不作更改，所以一般加引号，如：（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论先进性别文化在构建先进文化中的作用

构建先进文化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先进性别文化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先进性别文化可以促进先进文化的形成、创新与发展。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

华夏中心意识使夏夷文野之分成为夏夷之辨的主流观念。夏夷文野之分又因民族矛盾和中外文化冲突而出现两种极端保守的表述形式———夏夷人禽之别和以地之中外划分夏夷的主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言 ,夏夷文野之分与华夏中心意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负面影响日益凸现。     

邵阳宁氏台上祠堂记

礼之不可以已也。合者别之,别者合之。合其别以别合也,别其合以合别也。周之子孙日失其序,而姬公之宗法乱。顾、陆、王、谢、崔、卢之门巷迁移,而江南之世族乱。乱则无别。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