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分析

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必须抓住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存在的金融风险实质上是制度性风险,而产权制度是形成制度性风险的根源.在深化产权改革,建立起我国市场化金融制度的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行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的新的金融制度,并注意金融制度的适用性问题,以免引起新的金融风险.     

中部崛起的科学之路——促进中部崛起的对策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懵懵懂懂。进入二十一世纪似乎清醒了，持续的、整体性的投资失利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集中到股市的制度性缺陷。于是．这个在很多人眼里的不折不扣的逐利者、投机客群体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了。     

我国内部审计的制度缺陷与重建

我国内部审计虽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但其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内部审计存在的制度缺陷,并认为要消除这些制度缺陷应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以促使内部审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腐败的最大危害不仅是贪污多少钱

正随着京沪高铁盈利的消息传来,网上出现一些"为刘志军平反"的呼声,冒出类似"将功补过"或"功过相抵"的说法。抛开高铁不说,哪个贪官在位时没有功劳或业绩?否则他也不可能爬到权力高位。刘志军完成的只是职务行为,如果未能履行职位所承担的义务和职责,那对他的判决还须加上一条:渎职罪或玩忽职守罪。     

突击花钱的制度逻辑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年底收入应该有所盈余,所谓"年年有余",这既是持家之道,也是治国方略。然而,这个修身一齐家一治国的延伸逻辑在公私分野的今天,似乎已经不能持续。年底会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对于财政供养单位来说,年底频繁的会议除了总结表彰的常规功能外,还有把全年预算全部花完的目的。因为花不完,剩余部分就要收归财政,而且据说这会直接影响到下一年拨     

中国新型公共产品的缺失与供给研究

公共产品是现代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性和制度性的公共产品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破解新型公共产品供给危机需要创新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式。而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从客观情况出发,结合我国财政力量进行适度供给。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制度性精华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的国家.自古以来,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治国理论和和治国方法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治国之道,其中的制度性精华特别值得珍视.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性精华,剔除其人治性糟粕,既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非制度性因素的打入和应对

以往我们的法律解释研究更多考虑的是法律的客观性方面,重于制度性问题的探求,而法律实施过程中人的主观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性问题。法学是一门涉及到人与法律关系的科学。[1]本文试图从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非制度性方面这一视角入手,谈谈几点看法,以图回应我们现今司法改革所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