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近代军事的四大建树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在大清国摇摇欲坠之际，李鸿章如同一个裱糊匠，竭尽全力东补西糊，虽一时弄个里烂而外光，但是一旦遇上暴风骤雨，也是束手无策。后人，也恰恰从这个角度，或认为李鸿章是个大卖国贼，每逢中国与外国战败，都是由他主持和局，赔款割地道歉；     

从一道奏折看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成丰帝即位后，他又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爱国”还是“卖国”——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为考察中心

对于历史人物"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议,在史学界来说已然涉及到能否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秦桧到李鸿章,一旦戴上"卖国贼"的帽子,那么其历史评价就脸谱化的定型为"卖国"了,而忽视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心理。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为中心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以期历史人物都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吴佩孚，不当汉奸卖国贼

吴佩孚的军旅生涯始于1898年。那时，他在天津的“武卫军”里当一名勤务兵。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吴佩孚所在的“武卫军”拼死抵抗，终因战力太弱，孤立无援，被八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吴佩孚化装逃离天津，保住了一条性命。     

五四运动中的三个“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事实上后来很多内地组织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说，     

李中堂内外

一 关于李鸿章，过去说他是卖国贼，今天则被趋势文人奉为改革先驱，洋务领袖，乃至民族英雄，可谓一百八十度转弯。其实说他卖国的确谈不上，因为李官再大也不过是皇上的奴才，卖国者不过是皇家要卖而由李出面顶屎盆子，李非没有卖国的道理而实无卖国的能力，他坐在谈判桌上其实大事小事都要请示皇家，他自己其实屁也决定不了。     

冯玉祥将军的家国诗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创作过不少的抗战诗歌,或颂扬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烈．或鞭挞卖国求荣的汉奸。同时,他又以善意的笔触批评某些人的糊涂认识．他在一首《鸟爱巢》的小诗中这样写道：“鸟爱巢,不爱树,树一倒,没处住,你看糊涂不糊涂。人爱家,不爱国,国如亡,家无着,看你怎样去生活!”     

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

我们要讨论徐继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首先必须确立几个原则,印:第一,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第二,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第三,对外开放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应有的题中之义.依据上述三个原则,徐继畲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尽职尽责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后,他在担任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主持厦门、福州的对外通商事务期问,在处理福州英人欺侮民人、葡属黑人淹波罗吐和含璧杀死杀伤民人,尤其是英国传教士等租住神光寺等事件上,持的是一种理性的"两不偏袒"的稳健态度,依法办理,以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无什么大的不当;他还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一,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作出过重要贡献.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关于汪精卫周作人其人其文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卖国贼确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因此有人主张,卖国贼其人其文应当分开,人归人,文归文,以示对文化的尊重。对于这种主张,某不敏,迟迟以为不可。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中两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和周作人为例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