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酒令行千古 玉烛更奇葩

中国饮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夏王朝的夏桀,曾"为酒池,可以运舟"。商王朝的纣王,曾"造酒池肉林",好为"长夜之饮"。周王朝的穆王,曾有"酒天子"之称。朝中饮酒作乐,多显奢靡之风;民间饮酒,则纯朴单纯得多。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因此饮酒之风更为盛行。西汉时的梁孝王曾邀集许多名士到梁苑喝酒,并令枚乘、路侨、韩安国等作赋助兴。韩安国因酒,赋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从魅商中领略领导魅力的蕴义

魅商作为领导魅力的一种测量方法,有智商、情商、灵商、胆商、德商、财商等六种商整合而成。把这六种商结合起来,可形成六种领导魅力的缺陷,即智商很高、情商不高,情商很高、智商不高,灵商很高、胆商不高,胆商很高、灵商不高,德商很高、财商不高以及财商很高、德商不高,以此可测量领导者是否具备领导魅力,或者领导魅力的高低。与此同时,把这六种商结合起来,亦可组成三种领导魅力中的典范,即智商很高、情商很高者,灵商很高、胆商很高者,以及德商很高、财商很商者,这三种魅力的典范是横量领导魅力的最高标准,也是领导干部追求的最高目标。     

LF拓扑空间的商空间的同胚

利用满映射f:X→Y诱导的L值Zadeh型函数f:L^X→L^Y和LF拓扑空间（L^X,δ）构造商空间（L^Y,μ）；又由f建立X上等价关系－，得出自然投影P：X→X／－，再得用P诱导的L值Zadeh型函数P：L^X→L^X/-和（L^X,δ）构造商空间（L^X/-,μ^*），证明了两商空间同胚。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谁来监管最高权力?--关于《康熙王朝》与《大法官》的思考

《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后，笔者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总制片人刘大印的采访记，说是《康熙王朝》“主要以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统一全中国为线索，带出一代帝王辉煌的一生”。回味一下所看过的几场戏，笔者并没有找到丝毫“辉煌”之感，所能找到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道对于天然合理的人欲人道的绝对征服和野蛮牺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康熙、吴次友和苏麻拉姑的三角情爱。吴次友是康熙扮作普通士子参加大考时认下的师友，在康熙的真实身分没有公开以前，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赢得把康熙…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试论商、商法及其研究方法

文章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分析法学方法对商法基础理论中所涉及的商、商人和商法等基本概念作理论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