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被知识界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一度隐身校园的大学教授纷纷走出象牙塔,踏上从政之路,尽“书生报国”之志.然而已经习惯于大学校园生活的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面对官场的利益纠葛与派系纷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着做官还是做事的两难困境.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最终使他们沦为政府的“装饰品”.     

隐逸的山水——论郁达夫1930年代的“奉宪旅行”及游记书写

20世纪30年代初,国难加剧时的两次“奉宪旅行”促成了郁达夫创作上的“游记转向”。起初关心国难的郁达夫对旅游持排斥态度,但随着时代压力下个人写作形势的趋紧,旅游又成为其化解自身乃至写作危机的出路。一方面通过旧文人的游览趣味和书写模式,自然山水从消遣娱乐的负面意象变为郁达夫的精神避居地;另一方面“复古”的游记面貌中也有着受现代自然观念影响的个体对程式化游览的反叛。游记面貌的“新旧交织”更深地关联着郁达夫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与回应,同时旅行也成为解读繁难时局下个体同社会复杂缠绕的一面透镜。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耻国难宣传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旧中国饱受列强欺凌、蒙受奇耻大辱、挨打受气的时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抗日战争这场中华民族洗雪民族耻辱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国耻国难宣传教育对于争取民族平等自由的伟大意义。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筹建各类宣传教育团体,开展各类国耻国难宣传教育纪念活动,在党主办的各类报刊中发表国耻国难宣传教育言论和主张,出版系列丛书,唤醒全国民众,指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林公一生虑福民——悼念林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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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重庆为陪都

正(一)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     

蒋介石与国难之际高等教育之走向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秉持"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蒋介石三民主义儒学化思想体系逐渐成熟之后,以训育为核心的教育实践成为其贯彻三民主义的重要手段。"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作为国难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训育与统制是其关键。抗战时期,蒋介石通过军事化、训导制、大学党团化等方式强化对高等教育的统制。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哲学为体、科学为用"的思想为指导,一面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展开高等教育"中国化"的改革,一面将科学增进国力视为强国之道,鼓励实科发展。"教育统制"成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催化剂,"中国化"的理想被贴上"复古"与统制手段的标签,却遗留下如何平衡中国化与科学化这一不可回避的时代性难题。     

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也改弦易辙.而党内各派的理念分歧和权力斗争使得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一波三折.国民党试图通过改组学生团体以限制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囿于自身执政能力及外在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如愿.执政之初的政策转变确立了国民党在此后近二十年执政时期对于青年运动之态度及基本政策,其应对青年运动的基本困境也渊源于此.但梳理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不同时期应对学运的政策及效果来看,上述的困境会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表现.     

古稀儿子百岁娘

在河南省许昌市,有一位74岁的古稀老人,精心奉养着104岁的老娘,他就是退休教师王正国。王正国幼年时,正值国难当头。在黄埔军校读书的父亲,奔赴抗日前线,1940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从此,母亲用孱弱的双肩担起了养育儿子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