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计60年:从抄袭到设计大国

日本设计现如今已经成为优质设计的代名词,设计师们兼顾美学与用户体验,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但其实在上个世纪中期,日本甚至还没有设计的概念,他们依靠抄袭发展经济,被世界谴责。日本设计理念的出现到今天已有60年的时间,但日本设计的崛起其实比现在更早,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时间里,日本就稳坐设计大国地位。     

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探析

大国政治是阿富汗历史的一部分。大国政治巩固和加深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分裂,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阿富汗也影响着大国的政治命运。19-20世纪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主要呈现为两极体系,当前却是多国同台、各显其能的局面。阿富汗稳定繁荣、反恐怖主义、反毒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但这一原则共识并没有改变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2014年底,阿富汗国家建设进入转型期,其大国政治没有"转型",没有出现所谓政治真空。在阿富汗重建的平台上,大国政治正以地区一体化战略、管线铺设、资源开发及其规范、发展援助等隐秘形式展开。     

论印度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国内官方和学术界尚未系统论述过一国在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问题。本文将其分为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三个等级,认为印度在周边外交中地位至关重要,在大国外交中地位比较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中地位非常重要。     

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中日安全困境透视

从表面上看,历史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对立的焦点。实际上,潜伏在历史问题 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安全困境的形成有 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 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     

如何定义“大国”？

 摘　　要: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大国”定义的总结和分析，根据经济学原理给出了关于经济学意义的“大国”的定义。并分析了这种定义的优势，以及在该定义下进一步研究“大国”问题的方向     

基于关税壁垒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博弈分析

对于一个单一贸易大国而言,存在一个最优关税优于无关税的自由贸易,但这将会损害他国利益。按博弈论的理论推导,在具有关税壁垒的两个贸易大国模型中,博弈双方的贸易政策决策的纳什均衡解是双方均采用最优关税的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在通常情况下并非各国的理性选择。世界贸易组织完善的多边贸易体制可协调各国的贸易政策,推动各国贸易自由化,从而使各国的收益都得到提高。     

北京冬奥会展现中国新形象

2022年2月4日开幕的第24届北京冬奥会,是在奥林匹克格言拓展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奥运盛会,承担着更广泛且深刻地向世界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

本期我们邀请6位著名学者讨论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透支,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大国博弈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博弈激化,美国联合盟友全面打压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相持态势将延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复杂性愈加明显,但也具有巨大的韧性。中俄两国共同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如果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敢于开创新局,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变。     

乃堆拉的商机

<正>乃堆拉山口的重开,让人们看到了中印两个亚洲大国搁置争议、以经贸关系促进彼此重新走向合作友好的前景。2006年7月6日,中国和印度同时开放中印乃堆拉山口两侧的边贸市场。乃堆拉山口的重开,将西藏由中国开放的大后方一跃变成了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南亚发展经济关系的最前沿。这不仅是“中印友好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将揭开中印关系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