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想象 ——中国古代易装文化的嬗变与文学表现

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易装文化都以女扮男装为主流,中国古代易装文化非常丰富,又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历史上的妇女易装个案与战争、民族融合及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至明清时代,添加了反叛礼教和市民文化的色彩,又有遗民、边缘文人“女性化”心态的作用,加上文学上闺秀传统及才女“文人化”的形成,文学易装题材的创作达到高峰,尤以女作家所创作的叙事作品表现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而显得意义深远。     

浅析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扮男装"形象

明末清初,随着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及思想界的变革,作家的目光也开始转向了一向被压抑、被漠视的女性身上,写她们的爱情婚姻追求,写她们文韬武略的才干,写她们的自主意识。但是,这些女性,作家却让她们以"女扮男装"的面目出现,这不仅写出了女性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才干,必须要从外形上改变自己,付出巨大的生理心理代价,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作家的创作心理。     

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解读——以张艾嘉、李玉为例

在当下女性电影和女性意识被更多人关注和解读的同时,借由张艾嘉和李玉导演的作品,来试图解读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观点,以期构建更加完整的意义空间。     

《再生缘》与同时期同题材女性弹词之比较

清代的女性作家创作了大量女扮男装题材的弹词作品,这些作品赞美、宣扬了女性的才能、胆识,抒发了女性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思想内容方面以《再生缘》最为激进、自由:极力宣扬女性的个性、才情,颠覆三纲五伦,否定三从四德,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地位,向男权社会发出最有力的挑战,其思想性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由此可见作者陈端生自由、独立的精神在当时独树一帜。     

“虎口”逃生

1945年5月，我老家湖南省望城县靖港镇被日本鬼子侵占。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随舅父一家逃难到离镇40多里外的农村躲避。日寇占镇后，经常到各村扫荡，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村里的青壮年每天早出晚归到更远的村子避难，老人小孩在家隐蔽。那年我快满14岁，母亲怕我们遭鬼子毒手，将我们姐妹三人剃成光头，女扮男装。每天我和表哥随村里的青壮年早出晚归逃难，突然有一天，大批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包围了附近几个村庄，见青壮年男人就抓，我和表哥不幸也被抓住了。鬼子将抓来的人分4人一组用绳索从腰中捆掷，白天关在据点里，晚上到镇上挑运军用物品到据点，来回运货几十里路，那些患病和体力不支的人就被拖出去毒打或枪杀。     

女扮男装、巧断公案:16世纪中西方戏剧中的独特女性形象--试比较鲍西娅和黄崇嘏

黄崇嘏和鲍西娅是16世纪中西方戏剧中女扮男装、闯入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典型.两人都在男性社会的法庭上大显神通,充分展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在获取成功后以喜剧告终.这两个人物形象曲折反映了16世纪中西方文学"对女性的重新发现".     

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

明清时代女作家群崛起 ,叙事采用韵文体小说 (弹词 )的形式 ,创作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字的宏篇巨制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弹词小说作为唯一以女性为主体 (具备创作者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本 ,女作家的种种写作心态 :迷醉墨香、寻觅知音之愉悦 ,表诉女性受压抑苦闷不平之声音 ,对男女平等、人格独立自由发展的渴望之寄托 ,都与当时渐变的文化风景、才女的人文世界发生着深刻的联系。     

论前现代中国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兼论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

前现代社会里,在父权制男权话语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女性仅能通过三条途径获得有限的权力。前两条是女性通过成为家庭妇女(妻子/母亲)或公众女性(女演员与妓女)获得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条途径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悲惨命运。第三条途径则是借助男性的性别优势,女扮男装。一方面,通过女扮男装,女性可以进入男性领域,并获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女扮男装却巩固而非颠覆了男权制的性别角色,会更加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惑。中国首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既是前现代花木兰故事的重演,同时也是对这一古代大团圆故事的消解。它表明女扮男装尽管使秋芸这样的女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并不能改变女性性别文化的处境、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总之,在男权社会,这三条途径均未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     

女扮男装:清代弹词女作家的梦与醒——以《再生缘》为例

"女扮男装"是清代女作家弹词中常见的情节,这既是作者增加故事趣味性的手段,也反映了她们对束缚自己的传统社会性别系统的反抗,以及她们以男性的身份去建功立业的白日梦。以《再生缘》为代表的女作家弹词借助"女扮男装"热情地为才女张目,甚至生出"颠倒阴阳"的想法,但这一设想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不可能实现,白日梦终有醒来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