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从交游看欧阳修与宋学发展的关系——以北宋至和至治平年间为考察对象

欧阳修在至和至治平年间居京为官十四年,以其为中心相与交游者一般为道德、文学之士,他们雅集交游、诗酒唱和,既有文学层面的交流,亦有政治时事、人物品评、经典诠释、儒释道关系等的议论,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交游圈。欧阳修及其交游圈中士大夫们的道德、文章为宋学第二阶段道德性命之理的张扬奠定了基础,他对士人仕途上的提携、帮助,更是有助于宋学第二阶段的学人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实践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以及宣扬他们的宋学思想。     

《正气歌》中的互文、宋学与忠义

往常认为《正气歌》多铺陈议论,但若引入宋学义理解读,则可见其直白鲜明的铺陈之下含藏着丰富的隐喻。正气之正、学圣贤、大丈夫、卿相之不动心四个意象呈现出与孟子、韩愈、石介的多重互文。《正气歌》旨在抒志,非为辨学,此诗取材宋学义理并熔铸意境。文天祥就义的义举与诗文互证,将文才、义理、情志通贯为一,充分彰显了宋代士人学孟子的大丈夫之志。     

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近代学者刘咸炘立意重修<宋史>,目的有二,一是表彰"宋学",二是中兴"蜀学".他之所谓宋学,主要是指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一派的史学传统.刘氏认为,宋代蜀中史学大盛,元后而衰,清末民初"宋风"渐为复兴,重修<宋史>正得其时.     

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桐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延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日本江户初期的《诗》学

据信史为证,《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公元5世纪,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17世纪以前,《诗经》普遍流行于日本朝廷贵族狭小的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其国政治文化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政治纲领、文学作品中征引的《诗经》材料得以证实.     

人生只是有情痴——从情的角度看欧阳修词的价值

本文试图从北宋中叶宋学逐步展开的背景上来谈欧阳修所提“人生只是有情痴”在词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并由此来建言对欧阳修词价值和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