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商的泰坦尼克策略

中国当代移民史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1986年到2011年,仅仅25年,它就经历了六种重要变化,成为中国时局的一种精密映射。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到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其中去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民国都市住房救济与地方社会——以1928—1937年汕头市平民新村的建设与管理为中心

受近代西方市政理念影响,民国各大都市相继建设了一批平民住宅。但中央政府除一纸训令外无分文资金投入,在政治中心城市,政府投入平民住宅的资金具有偶发性,使住房救济缺乏持续性。汕头的案例说明在沿海商业城市,平民住宅建设是一项整合了政府、商人阶层和贫民群体三方共同利益的社会工程,虽然官商合作建设平民住宅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与商人阶层利益的分化使这种模式也不能长久持续,因此政府必须真正承担住房救济的历史责任,那些所谓调动社会各阶层建设平民住宅积极性的计划和方案,并不能真正建立起实施住房救济的长效机制。     

“官”强“商”弱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官商难分,没有真正建立良性的官商关系机制。＂官＂始终处于其间,而且居于主导的地位。近代民族企业＂成也在官,败也在官＂。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和游戏参与者,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首钢历史沿革

1919年,官商合办的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在京西石景山建设炼厂,北京近代黑色冶金工业由此起步.其时,北洋政府换届频仍,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石景山炼厂的建设是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融合,引进西方技术自主开发资源和发展大工业的早期尝试.但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压力和社会动荡的影响下,内忧外患,资金短缺,于1923年停建,只完成设计工程的80%.     

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及其影响——关于传统官商关系的一个"合约"分析

在传统社会商人与政府及其代理人官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经济行为仍然具有明显的契约性质,文章主要利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对晋商与政府结合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晋商正是利用同封建政府及其官吏之间的"合约"锁定关系,节约了交易成本,规避了诸多市场风险,在明清商界盛极一时.然而,在晋商发展的后期,随着产权结构的变化、交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递增,官商之间特殊的合约锁定关系则成为晋商走向衰落的主要推动因素.     

《金瓶梅》的政治学底蕴和经济学价值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中国晚明时期社会罪恶的伟大作品。小说通过对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形象的塑造 ,突出地展现了丑恶灵魂演绎出的腐败政治和黑暗经济。小说的政治学底蕴在于将裹着封建专制主义内核的官商一体化暴露出来 ,小说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将半资本主义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绘成一幅立体的经济画卷。     

官商交往请守住“底线”

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呼吁：官商交往在所难免。但应切记交往有“道”，守住“底线”；勾肩搭背、不分彼此的交往方式．会给权力的使用、自身的前途埋下重重隐患。     

如何破解官商交往无道的困局

<正>现在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尤其是在唯GDP的时代,"官为商""商为官",官商交往无道、"勾肩搭背"、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的现象相当严重。从查处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例不难看出其中的道道,特别是一些有能力、能干事的干部,被少数商人"拉下水",实在是干部本人的不幸、我党的不幸、人民的不幸。综观其中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因"需"而"勾肩"。这个"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组织上讲,是我们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与考核体系出现了问题,看干部只重视"显绩",不注重"潜绩";只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