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官绅之间: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府县城的"城门事件"--以吉安府城南门改建为中心

明清时期,府、州、县城池的修建和城门位置的设计一般都是由官方决定的,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的是与官方统治理念相符的建筑思想。但在江西,受地方风水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儒生为代表的地方绅士以“挹文风”为由,纷纷干预城门位置的设定,一致要求在府学或县学前必须开一城门。而吉安府城的绅士为了坚持按照他们的意见改建城南门,甚至不惜运用政治影响力,与地方官员发生侧面冲突。由此,官方以礼制为基础的筑城思想与地方社会偏信风水的文化观念存在明显差距,他们之间的争执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权力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争夺。     

清季官绅对不缠足运动的态度探讨

不缠足运动发展到清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士绅阶层利用话语权势,在宣传不缠足运动中不断完善不缠足的理论,以促进妇女的解放;官方也改变了以往的旁观态度,转而支持不缠足运动,对缠足历经由劝到劝、禁并重,再到以禁罚为主,有利地配合了民间的不缠足运动,官绅对缠足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不缠足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清末直隶戒烟活动论析

禁止吸食鸦片是禁烟工作的目标,而戒烟是达到禁吸目标的核心环节。清末直隶首先从官场入手,责令官员具结调验,督促官员戒烟;对于民众戒烟,则从限制售吸、扩大宣传、戒治烟民三方面并举:官方关闭烟馆,控制烟店售烟,强令烟民勒限减瘾;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呼吁烟民戒除吸烟恶习,制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设立戒烟机构,不仅官方创办戒烟局所,民间团体、地方士绅也自发组织戒烟会社,帮助烟民戒瘾。可以说,清末直隶的戒烟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其间官绅良性互动及民众戒烟热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清末教案中地方官绅应对策略探析——以衢州教案为例

清末衢州教案是在当地民教矛盾日深的基础上因维新派官员吴德潚与当地士绅在对基督教会上的显著分歧所引发。衢州镇道府官员对士绅民众反教斗争的纵容、包庇甚至公开参与则使反教运动一度失控,酿成巨案。案发后作为地方大员的浙抚刘树棠、臬司荣栓与蕃司恽祖翼的应对策略各异,这种差异是清廷中央对教会政策摇摆不定在具体地方社会的缩影,亦透露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发生松动。地方官绅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的考量,在处理区域危机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     

晚清直隶官绅与教案

晚清直隶官员对教案的态度分为袒护教会和打击、限制教会两种,以前者为主;士绅在教案中作用主要是制造反教揭帖,参与教案。官、绅在教案处理中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