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思想的本源与实质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试图指出孔子思想是源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本真状态两个层面，但由于种种原因，更为重要的后者却被遗志和蔽了，进而使之具有“先验历史本质”的特征。同时由于孔子思想是一种应然和理想的价值理论加之被形式化、物化，从而与现实的具体生存相矛盾。如何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则需要我们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深入到“事情本身”，以“过去”和“他者”为手段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愉悦：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

对人来说，愉悦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 愉悦（在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是生活的形而上伴随物．是成功行为的奖赏和结果——正如痛苦是失败、毁灭和死亡的象征一样。     

“合理经济增长率”的消解——一个经济伦理的视角

经济增长极限的仍然存在，说明任何一具体的经济增长率都是通向极限的阶梯。代际关系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过份依赖于技术乐观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是形而上的玄想，代内关系的经济增长率的合理性只能衍生于单一的效率价值取向。这说明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伦理的应有视角里是虚幻的。人类必须在人口、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制度结构方面建立起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观。     

日语移植的尴尬

明治时期，日本国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都必须首先将那些本土所不曾有的器物、思想、观念等相关概念，从西语翻译成日语。日语原本是由汉字形成的，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试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器观的价值开新

无其道则无其器,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离的道器关系三层次,是船山在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的前提之下的道器关系。船山实现了对传统道器关系阐释的价值开新。     

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王船山的道器之辨及其哲学意蕴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作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他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前提出发:第一,之谓与谓之之辨,通过这两个语词的区分,王船山明确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是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划分,而是根据主体的存在方式才作出的主观性划分;第二,有无与隐显之辨,通过这个讨论,王船山告诉我们,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隐显之别,而不是有无之辨.王船山对形上、形下的如上解读意味着把哲学之思从形而上学框架内解放出来的努力,意味着后形而上学视域的开启.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借官场酒杯,浇内心块垒

我一直觉得,官员写作本身无可厚非。糟糕的官员写作可能会损害文风,但损害不了文学本身。官员写作有可能给文学创作带来活力,虽然这种机率在当下并不令人满意。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诸多文学大家都是官员,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