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权归属的再思考

我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的体制既是长期司法实践的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契合检察监督理论体系,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但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存在正当性疑问。法院行使批捕权并不会使法院产生预断,也不会影响批捕效率,还可大幅降低高羁押率。因此,我国应建立法院行使批捕权模式。法院行使批捕权,应从批捕机关的设置、批捕审查方式、逮捕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建构。     

当前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问题分析

2004年至2007年7月，南宁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14岁至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102件2204人．经审查批准逮捕989件1925人，占批捕普通刑事案件的11．1％，其中14岁至不满16岁347人，16岁到不满18岁1578人。分别占2％和9．1％。不捕98件255人，占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1．47％，其中不构成犯罪86人，     

我国批捕权的归属问题探究

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特点和我国特殊的权力机构模式,现行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具有合理性,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应增加被逮捕人的救济权利,同时,检察机关要加强自身的监督作用,确保批捕权的正确行使。     

为官最好不出书

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最近被批捕。和其他腐败分子不同的是,张在国家药监局任要职之余,爱好著书立说。张敬礼利用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身份销售自己所著书籍,一些药企为了巴结这位副局长或者曲线行贿,     

创新机制消除盲点 破解侦查监督难题

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案件办理情况的知情权、侦查活动引导权、侦查活动违法纠正权，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规范引导侦查办案，加强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动态管理，增强逮捕工作透明度，有效消除侦查监督盲点，既提高监督质量和监督效果，又有效保障侦查活动规范顺利开展。     

试论现行批捕方式的“庭审化”改造

批准逮捕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这项职权运行的好坏优劣,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而最能保障批准逮捕效能发挥的是其运行方式的优劣。现行批捕方式不能有效发挥审查批捕的功能,有必要对其进行“庭审化”改造。     

司法工作绩效评价标准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司法工作绩效一直采用所谓"批捕率"、"有罪率"、"维持率"等传统标准来衡量评判.这种评价标准违背认识论规律,对司法"公正、效率和正义"无益,有违国际惯例,应对这种评价标准重新审视和检讨.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我国批捕权配置改革

因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都承担着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可能对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承担着一部分侦察职能,此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合为一体,监督可能化为鸟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为加强在批捕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应将批捕权授予中立的法院行使。在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实现之前,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弥补现行批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     

论批捕权与司法公正

批捕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配置直接关系刑事司法是否公正。由于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批捕权又与审判职能相适应,并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因而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不能享有批捕权,否则,不仅会打破作为现代诉讼程序核心机制的控、辩双方的平衡性,而且也容易使该项司法权力成为失去制约的法外特权,导致刑事司法严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