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学派活跃于1923-1927年,主要以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分子为骨干,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醒狮周报>等刊物为主要学术阵地,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其有关思想及实践,对当时中国教育特别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融危机对世界民营化发展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泛滥直接相关.民营化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席卷全球,但经历了1990年代的发展高峰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这次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到了空前抵制,从而使得民营化的理论基础被动摇.这决定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世界民营化的下滑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逆民营化比重急剧上升.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世界民营化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逆转,只不过民营化的意识形态特性会进一步淡出,私有化一定会带来经济效率的迷信将被彻底打破.未来的公共管理者会变得更加理性与务实,在选择服务提供方式时,他们会根据服务成本、公平与公民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公私部门之间进行选择.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税费改革与基层政府的困境及出路

不久前，湖北省监利县的一场税费改革，在全国农村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目前，安徽省先行一步，在怀远、来安等四县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几乎都安排了试点，准备在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对此，广大农民拍手称快。但江西省的许多地方干部却对一本叫《减轻农民负担手册》的读本大为“反感”，有关部门甚至于做出了“全部收回、不许流传”的命令，不惜动用各级政府，甚至公安部门予以大力清查。税费改革，阻力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清末民初奉天省的司法变革

以区域研究的方法,考察奉天省自清末新政开始到张作霖统治结束为止这一时期司法体制所经历的变革。奉天省在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的大环境下新式法院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数量上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同时在民国初年法院改组时确立的担任司法官所需要的学历要求,在实践中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最后从地方政权建设和收回治外法权运动这两个因素入手,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论中国北洋政府收回德国租界的原因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收回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开了中国收回外国租界的先河。这是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70余年后,中国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家主权。中国之所以能够于1917年收回德租界,既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北洋政府充分利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审时度势所取得的胜利;也与德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密不可分。     

借款调查是预防资金投放风险发生的重要手段

投放借款是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就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调查的必要性、内容和具体措施等问题谈一些看法,旨在对农村合作基金会有所帮助。     

京汉铁路利权的赎回及其是非得失

京汉铁路由于借款比利时而被比利时所控制。中国政府赎回京汉铁路,是20世纪初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体现,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最大的成果。北洋集团重要成员陈壁、梁士诒等在赎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清政府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借款的方式赎回京汉铁路是无可厚非的。京汉铁路的赎回不仅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中国终于摆脱了外国的控制,自主地经营属于自己的铁路管理了。     

“收回琉球”中的美国因素与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自古为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与古"琉球"没有任何关系。资料已经确凿证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多次想建立国标占有该群岛,但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而没能实施,1895年日本利用《马关条约》,偷偷将该群岛纳入其领土范围。二战后在开罗会议期间,琉球归属第一次浮出水面,但由于蒋介石的失误,致使在《开罗宣言》中未确定琉球未来回归中国的定位。二战结束以后,中华民国政府也曾积极地主张收回琉球,这其中就包括了"钓鱼列岛",更在中琉划界问题上,提出以"钓鱼列岛"最北的"赤尾屿",作为中国与琉球之中方边界。但由于美国的教唆菲律宾政府提出反对,并以"台湾自决"相抗衡,致使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连退而要求将中琉分界线划在"钓鱼列岛"以外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这样"钓鱼列岛"就被裹挟到"琉球群岛"中,进而以"琉球"的一部分最后被美国所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