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晚唐咏史诗兴盛的儒学背景

晚唐咏史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一个顶峰，对于其兴盛的原因，学界多将之与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士子的悲剧心理相联系，从思想层面上探讨得反而不够。实际上，晚唐科举考试中儒学内容的增强，尤重史学，以及中唐文儒观念的流变及影响，是晚唐咏史诗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儒学背景。明乎此，我们也更能理解晚唐咏史诗中强烈的现实旨趣，甚至于其“空言明道”的特质。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文儒的兴起：中唐儒学与文学的交融演进

九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汉学＂模式的大总结,思想统一的气象表面上博大恢弘;安史之乱后,思想危机夹杂着政治危机,明经科的实用价值渐渐式微,以诗赋文才擅场的进士科风头愈炽,两者互相攻难对驳。证明文学价值的运动与渴求儒学新变的运动顺势并轨同行：儒学必须符合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并能为之服务,而非墨守九经正义的教条;文学必须面对时代新问题来轨物范众和经邦叙政,而非浮荡放纵不顾德行。儒学复兴的使命由韩愈自觉地担当起来,以文学运动形式别开生面地展开。一代文儒韩愈具有返本开新的方法意识,遵循时中法则和修辞策略,梳理出一条道统线索,在实践上掀开＂宋学＂序幕。     

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

作为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学者型文人,初唐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经常运用"文儒"称谓历史上的一些受到帝王重视的文人,其中隐含了他们对"文儒"的特殊认识.在这些认识中,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这说明在处于南北文化逐步交融的初唐,史官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文儒"这一全新的文人形态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化走向.     

回向自我:中唐文儒的危机应对与儒学转型

中唐文儒应对时代危机的理论运思,打破了盛唐之时的思想沉闷,在王权失坠、礼学退潮的趋势之下,文儒以"回向自我"为理论革新的起点,重新思考确立"华夷"边界、稳定"华夏"之族群内涵及由修身而及家国天下的可能性,并最终展现出修身与及物两大面向兼顾而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韩愈首倡的"道统"意识日益凸显,而《孟子》之影响亦逐步增大。因为中唐文儒在心性、性情、群己以及生死诸问题上的深度运思,中唐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新局面。     

辛亥革命的摇篮：三坊七巷之文儒坊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福州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之一，有多位辛亥革命英烈曾旧居福州三坊七巷。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州十杰”，均曾求学于文儒坊蒙学堂。     

从《独孤通理灵表》看“文儒”与“吏能”之争

唐代著名文学家独孤及为其父撰写的《独孤通理灵表》，向我们揭示出独孤通理政治上的失意实与萧嵩、李林甫的先后专权有关。他在萧嵩当权时遭受贬谪、李林甫弄权时未东山再起，又都是因为卷入了“文儒”与“吏能”之争，从而成了权争的牺牲品。此外，独孤通理在政治上的得志与失意，又为我们透视玄宗前、后期用人制度上的变化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因此，该《灵表》为我们解读盛中唐之交吏能当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文人心态保存了极为生动而有价值的史料。     

论文人官吏白居易的管理思想

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儒派官吏白居易社会管理的基本思想———政治、经济、吏治、教育四个环节均衡发展的思想 ,目的是为我们现代社会管理思想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