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花间集》的“诗客曲子词”特性

《花间集》对民间曲子词过渡到文人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花间词”既有文人“长短句之诗”的文学性，又具有民间曲子词的娱乐性，欧阳炯提出“诗客曲子词”这一称谓正好揭示了这种特征。     

敦煌曲子词辨

敦煌献已经普遍使用“曲子”概念，它们所指的新兴的长短句的律化歌词，唐末五代人深感“曲”与“曲子”本为“乐曲”，若借指新体歌词，则不免使概念混淆，因而试图准确地称之为“曲子词”，来表明它是特为新兴产乐而谱定的歌词，曲子词是已经律化的词体，是律词，与近体诗，声诗和佛曲无关，“曲子词”为唐五代人自己的新创概念，它既能充分体现这一新兴音乐学的体性特征，又能适应时人和今人的运用习惯，所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称备用。既能恰切地表明词体发展特定渊源，脉络，又能准确揭示出敦煌献所保留批评家一音乐学形式固有的学史意义。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花间词:诗与乐的再度结合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疏或离合关系，诗歌的体式亦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先秦雅乐催生了《诗经》四言体诗。汉魏乐府适应清商乐的盛行，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整体性质变。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曲子词以外在形体与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显示出更为灵活、更富弹性的优化趋势，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从曲子词到独立新诗——词、乐关系之变化对词体演进的影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妇女文化观

妇女题材是唐代作家视野中的重要题材,妇女问题在唐代诗词中得到了详细记述和深刻反映。本文从唐诗创作的主客体视角,考察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展示唐代妇女的文化风貌。文章还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的“闺阁妇女文化”和“青楼妇女文化”。     

试论敦煌曲子词与温庭筠词抒情方式的比较

温庭筠词主要通过自然景物描写抒情,敦煌曲子词则主要通过直接抒情的语言和对人物行为动作及事件的叙述抒情.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方面:二者创作主体审美对象的范围不同,二者抒发的感情特点不同.     

略论《云谣集》

现知敦煌遗书中,《云谣集》抄录在斯1441、伯2838、伯3251三个卷子上。自《云谣集》敦煌写卷面世以来,此集在迻录、刻印、校勘、注释、考证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其研究仍留下不少问题。作为最早的词体文学,《云谣集》与其他敦煌所见之曲子词一道,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的起源和成熟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词的别称与词的音乐特性探析

继诗经、楚辞、乐府、近体诗之后，词在宋代发展繁荣，成为“一代之文学”的诗歌样式。词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在此期间名称不断变化，而在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诠释着词的种种艺术特征、美学情趣与音乐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