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绍旁搜 自铸伟辞——曹植文学创作的继承与创新

曹植在创作中广泛地吸收了前代文学传统的营养,同时,又敢于突破传统的藩篱,大胆创新,他有机地融汇了诗、骚精神,充分地发扬了比兴传统,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

清代是中国诗学集大成的阶段。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体现在:对曹植文体的渊源流变中对其诗文的重新审视,对其诗文语义层面与文辞章法等进行的阐释,以及对其诗文的一些具体批评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清人以"厚"论诗,与人品结合以论诗文等批评特点,它是清代渐趋崇尚平淡、蕴藉诗文风尚使然,是批评者不同审美趣赏的体现,同时也当与清代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清诗话厚今薄古的倾向等不无关系。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论植甄隐情为古诗背景的接受——木斋学说的情爱革命

木斋关于五言诗研究,以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甄后爱情结果的立论最受到争议。个中原因除了传统文化对政治的依附造成在文学作品解读与评断上以国家政治为显而男女之情为隐的情形之外,历来文学史对古诗十九首纯诗化的美学接受亦是对此种学说的挑战。木斋学说不仅是在思考方式、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更是一种对于社会、政治、人性精神上价值观的思想革命。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浅谈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植处于汉、魏交接的时代,他一方面从汉乐府中汲取浓厚的乳汁;一方面开辟了建安诗风,使其诗歌追求整饬工丽而又流转浑厚,使他成为建安时代的杰出代表.     

曹植《白马篇》的侠文化解读

曹植的《白马篇》对传统的侠义伦理、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造和规范,树立起了一个经典化的侠意象,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同时,其也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从而对此后侠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植诗歌意象解析

曹植被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显示了汉末诗歌渐脱民歌的质朴向文人化发展。本文就曹植诗中的三个意象谈曹植诗歌的这一特点。     

《拟邺中集诗》对曹植诗文的接受与解构

《拟邺中集诗》在语句、风格、开篇方式等方面多有模仿、借鉴曹植作品之处,显示谢灵运对曹作之熟悉与倾心。组诗据相关史料、作家作品等真实性资料虚构了一场君臣尽欢的宴会,但隐含的忧生之嗟解构了虚拟的宾主之欢。灵运以曹植自比,借拟诗倾泻其幽愤之情。拟诗深蕴着灵运对曹植人生遭遇、文学创作特点及其人生与创作关系之深刻理解。基于相似命运之联系以及对曹植高才之向往,灵运突破魏晋以来对曹植其人其文之狭隘理解,首次揭示出曹植及其诗文中的忧生情绪,为解读曹植及其诗文开辟了新的方向,为后世深入阐释曹植其人其文奠定了基础。     

曹植和他的《洛神赋》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文学名篇,而对曹植为何写《洛神赋》,从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写他与曹丕皇后甄氏恋情的,有说写曹植自己哀怨的,有说是受宋玉《神女赋》影响专写女性美艳的。但总的说来,离不开甄氏。甄氏是一位出身豪门而命运悲苦的不幸女子。她是汉末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人,父亲甄逸,曾任上蔡县令。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