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 2 9条第 2款规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 ,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 ,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 ,该条款应修改为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教唆犯 ,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论教唆犯罪的未遂

教唆犯罪的未遂是我国刑法理论界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导致学界众说纷纭,难以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在现阶段我国刑法还没有对教唆犯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的前提下,采用共犯二重性说来实际解决教唆未遂的问题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教唆未遂应当包含以下情况:第一,被教唆人拒绝犯教唆之罪;第二,被教唆人当时接受了教唆,但随后又打消了犯罪意图;第三,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被教唆人中止(预备阶段的中止)了犯罪;第四,被教唆的人当时接受了教唆,但未犯被教唆的罪,而是实施了其他的犯罪。对教唆犯罪的未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找出争议的焦点,完善相关制度。     

试论德日刑法中的同时犯

通过对德日刑法中共犯的分类引出同时犯,文章主要分析了同时犯中两个争议的问题.第一是同时犯是不是只能在同一构成要件中构成,第二是在无法查明具体的行为人是谁的时候如何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     

以计算机为手段的财产犯罪的既遂认定

以计算机为手段实施的财产犯罪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新的财产犯罪形式,由于这种犯罪形式的特殊性,在判断该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上,刑法理论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基于对外国立法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刑法理论上争议的考察,我国刑法应当以行为人修改数据的行为实施为该罪的着手时间,依据行为人对于其所虚增的财产数据所代表的财产是否实现了事实上的控制或者支配为既遂的认定标准,严厉打击以计算机为工具实施的财产犯罪的未遂行为.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

介绍了数额犯概念的界定：我国目前对于数额犯概念的界定尚未明确,为了同结果犯为基本罪,结果加重犯为派生罪相协调,宜将数额犯限定在基本罪的范畴内,即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的发生作为基本犯罪既遂形态标志的犯罪。尽管数额犯中的数额是对其定罪和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标准。对于数额犯的未遂形态是否构成犯罪未遂问题,需分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成立犯罪所需的程度,是否能够排除符合刑法第13条中但书规定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大多数情况下数额犯的未遂形态因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而不构成犯罪未遂,其往往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况下方有构成犯罪未遂的可能。     

123次辞职“未遂”的宰相

宰相下台无外乎两种途径——主动走人和被炒鱿鱼，但是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却有一位宰相既不是被皇帝削官，也不是辞职获得批准，而是靠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下台的。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李廷机。     

一次滑稽的暗杀

1910年4月2日夜，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尽管没得手，但汪精卫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连锁性教唆犯未遂状态刍议——以大塚仁教唆犯精细化分类为考察对象

本文参照大塚仁关于教唆犯分类分别讨论,重点是连锁性教唆也即间接教唆和再间接教唆未遂状态为主要假设构建模式。间接教唆是教唆了教唆者的教唆,问题在于层第的教唆行为能否满足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如果没有满足其可能之形式有那些,本文试论之。     

抢劫罪的停止形态

根据犯罪停止形态的传统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抢劫罪应以"劫取财物"为既遂标准。在分析理论界关于"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的诸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对重结果有故意的条件下,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其既遂标准是"重结果";与此相似,抢劫罪的数额加重犯也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其既遂标准是"重数额"。通过分析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构成特征,得出其存在既遂与未遂的结论,既遂的标准是"劫得财物"。最终否定了我国刑法关于"加重构成无未遂"的传统观点。     

一次滑稽的暗杀

1910年4月2日夜,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尽管没得手,但汪精卫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作为此案的副产品,汪精卫还赢得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从此,富商小姐对他不离不弃,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死,也不肯说他半个字的不是。汪精卫、黄复生的刺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