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熊十力修养工夫论探析

由于熊十力的修养工夫论源自于其本体论思想,而其本体论思想认为本体与心性是不即不离的,因而其修养工夫论便主要呈现为对于本心的认知与保任。具体而言,则主要包括自识本心、保任本心、断染起净、格物致知四个方面。所以,本文即立足于阐述其修养工夫内容与表现的基础之上,对其思想理路与特色进行相应的探析。     

阳明格竹: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的一桩公案

"阳明格竹"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一个典型案例,王阳明未能找到其格竹失败的真正原因,由此得出错误结论,从逻辑上终结了朱熹所提倡的客观外求式"格物致知"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沈括提供了"格物致知"活动的成功经典案例。沈括的案例表明:要想获得关于外在对象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人们必须以积极、动态的操作性实验活动为基础,完善的"格物致知"活动是一个由感性的观察实验与理性的推理分析双向互动的过程。阳明格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只有感性、消极的对象静观,没有积极的操作性实验,以及理性推理分析支撑,故而其格竹活动只能无果而终。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了格自然之物的科学研究活动，他本人在格物致知中也进行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思想和活动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察身推物""必见乎一致之妙" --论罗钦顺的人生修养特色

罗钦顺的人生修养特色在于,既强调格物穷理,通过博学、审问、慎思、笃行以求豁然贯通之境,体现了知性主义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强调格物与格心并重,顺承了时下对主体精神的张扬,凸现了主体自觉的价值。他主张心物交验以证浑然一致之理,静存动养以呈本然之性,以格物克己之功来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因而罗钦顺的修养学,虽不离于朱子大端,但确有其个人特点,表现出正统理学在明代发展的一个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