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纳言“五要”

一是颂言要辨。特殊地位和身份决定了领导者在平常工作中常会听到一些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言辞。这些言辞，有的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有的则是溢美之辞，有的还带有阿谀奉承和吹牛拍马的成份。领导者对于这些“表扬”之声，应当认真地进行辨别，分清哪些是真实的赞许，哪些是虚假的讨好卖乖。即使遇到一些自己受之无愧的褒奖，也要以谦虚的态度处之，     

论点头人

大陆喜欢用＂点头＂来形容领导者同意某一计划或同意下级及老百姓的某一要求。＂首长点头了＂,＂领导点头了＂,这一定是好消息,它说明首长已作出决定采纳你的意见和要求。因此,点头人往往就是领头人。但我所说的点头人,虽然也包括一部分领头人和带头人,不过,不是专指领头人,还包括一些事事都表态、都点头,也就是事事都称＂是＂,都歌功颂德一番的人。     

政策、思潮与文学思想倾向——关于明代台阁文学思潮的反思

明代台阁体文学思潮的主要展开时期是永乐初至正统末,天顺以后逐渐消退。台阁思潮的产生,是皇帝提倡,重臣推动的结果。台阁文学思潮之特点是传圣贤之道与鸣国家之盛,以及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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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日本。够发达了吧？但是日本国内永远弥漫着一种焦虑和危机感，只有这样它才会前进。而中国剐剐过得好一点。骄傲情绪就四处弥漫——不仅仅是骄傲。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歌功颂德。这样时间一长。     

隋炀帝与唐太宗的两重天

在历史学家那里，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被贴上亡国暴君标签、遗臭万年的皇帝；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一位顶着千古明君的盛名、为历代歌功颂德的皇帝。两人看似遥不可及，但实际上，隋炀帝曾经离成为唐太宗那样的盛世贤主非常近，在文治武功方面，隋炀帝的能力也并不逊于唐太宗．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佳妙吟咏“广告诗”

有老话不是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吗．究其原因．大概是工商习俗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不入流的亚文化的缘由所致。国人重视历史．正史的绝大多数文字不断为胜利者的政治、军事歌功颂德．而生产、工商、风俗的文录位列于次、于附。广告形态更无从谈起了。中国古人的广告活动丰富多彩．但正史记载不多．文献不足征．令人欣慰的是你会发现。在历代野史、笔记、札记和诗词、绘画等文艺作品中，关于古代广告的点点滴滴或一抹颜色却是鲜活生动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鲁讯笔下的9类知识分子

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     

论“文人”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