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辽朝时期的“汉人胡化”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从而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     

论先秦时期西域汉人先民的活动及其语言使用

考古资料和先秦时期汉文典籍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西域就有了汉人先民的活动，汉语的使用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西汉时“汉之号令班西域”之所以能推行无阻，正是基于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汉语的使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格局形成并逐渐发展，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湘西苗疆汉人风俗习惯差异及原因——以《苗防备览》为研究对象

《苗防备览》是清代后期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风俗志》一门介绍了生活在苗疆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生活在湘西苗疆不同地区的汉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传统复兴与乡村文化实践——基于华北两个村庄百桌宴的人类学分析

近年来在华北一些村庄兴起一种百桌宴的传统文化实践,透过百桌宴的举办过程可以分析当前华北乡村建设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转型。元村和乔村自2016年开始分别举办以百桌宴为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前者的百桌宴是家族祭祖过程的一部分,后者的百桌宴是重阳节孝老文化展演的一部分。与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复兴的状况不同,百桌宴实际上表征着后税费时代华北转型农村社区振兴民间文化、重建象征体系、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努力。这种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型的社会整合策略,是村庄精英、乡镇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力的结果。复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村庄建设的内部动力和文化自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引导。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膨胀的人口,政策执行较为彻底的地方,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的核心家庭增多.21世纪初,不愿采取嫁娶婚或赘婿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突破传统婚姻形式,采取且称“并家婚姻”的形式:可称作不嫁不娶,两个家庭按婚前协商好的顺序,均为新人办酒席、备婚房,新的并家婚家庭与各自原生家庭组成“多核心组合式家庭”.婚后维系双边亲系,双边继嗣,双边居住,双边“奶奶”称谓,及承担双边父母的养老及财产继承等.“并家婚姻”既是传统父系家族主义的变通性适应策略,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韧性,又对当下新婚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启发意义.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

3世纪后叶以来,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南下,原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集团已经出现向带方郡南移的态势,而4世纪前叶乐浪、带方二郡的覆亡则加剧了汉人的逃亡。残余的汉人集团于带方郡故地的黄海南道北部逐渐形成聚居区,加之此时中国北方大陆的汉人新移民也不断迁徙至此,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势力在4世纪中叶出现短暂的中兴期。     

人观理论视角下的祭祀圈研究——由汉人人观的阶序性所进行的整体性解读

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基本围绕在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展开.汉人人观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内涵的微观阶序性与以人的等级划分为标志的宏观阶序性,说明祭祀圈所关涉的"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缘空间存在,而是一种被"人观"认识模式塑造的文化概念.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及其承袭考述

顺治朝的恩诏加爵是有清一代仅见的历史现象,清代各种文献记载有关恩诏加爵的时间、详情、矛盾、错讹、不实之处极多,对于加爵对象、恩诏所加之爵的承袭处理亦语焉不详。文献记载的错谬不仅影响到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本身的系统了解,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清初旗人、汉人政治地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