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抗战时期的汉奸现象

中国人在打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不折不扣的卖国降日的汉奸理论 --评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渊源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反动理论,它的奴才气和虚伪性证明它是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背道而驰的汉奸理论.     

神勇军魂

赵登禹将军于“七七事变”后21日殉国。当时日军占领北平，将军率部驰援，可是，将军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日军。在抵御日寇大规模进攻前，赵将军举酒壮行：“今天，我和冯先生（冯玉祥）通话，我向冯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3天，或许……或许再也不来了!”     

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关于张慕陶的几个问题

张慕陶是中国现代史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一直被作为托派汉奸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史舞台上出现。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对托派汉奸张慕陶提出与历史定论相悖的观点：一、托派汉奸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康生等人强加在张慕陶头上的不实之词；二、张慕陶在历史上的活动和行为证明其并非托派汉奸；三、张慕陶由于坚持抗日反蒋被蒋介石电令枪杀，是一位坚强的抗日爱国志士。当然，张慕陶也有其过错，表现在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其错误处分后的小组织活动，这是应当严正指出的。     

剪不断的“汉奸清结”——也谈《色·戒》及对它的评论

电影《色·戒》在大陆公映后,一下子就捞走了一个多亿的票房。于是影片的制作者们额手称庆,奏凯而归了。影片的吹捧者们也无不兴高彩烈,因为这似乎可以证明他们那"形容词比赛"般的赞歌并非溢美之词。然而这一亿元到底说明了什么恐怕还得分析分析。平心而论,《色·戒》确有所谓"卖点"。首先,建国以来,几乎所有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无不是歌颂爱国主义,鞭笞卖国主义的。而《色·戒》写的却是卖国者征服爱     

周佛海附逆的心路历程——由《周佛海日记》解读

〗《周佛海日记》清晰地折射出周佛海由民族悲观主义者沦为民族投降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在短暂的矛盾冲突后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茫茫不归路；虽得到权力地位带来的一时的满足和陶醉，但更多的是对“和运”的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自知死路一条，只能自我麻醉、欺骗。透过周氏附逆的心路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汉奸是丑恶、自私的，认贼作父是自我心理的折磨与煎熬，是自作自受。     

国民党宪兵侦破汉奸窝案

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眼睁睁看着中国就要陷入亡国灭种而不顺的危情下发生的。由于蒋介石反共不反日，甚至纵容日本在中尉各地横行霸道，致使不少软骨头的中国人甘当汉奸，并以此为荣。日本则派出间谍，与汉奸们在各地如鬼影子般刺探国军情报。     

大汉奸的可耻下场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汉奸们的末日到来了。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逮捕汉奸，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伪政府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伯生、丁默祁、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     

“汉奸”小史

《辞海》对“汉奸”一词的解释是：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泛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后者是一种很含糊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代称,里面包括了56个民族,怎么能用一个“汉”字一言以蔽之呢？因此,“汉奸”应该确指汉族的败类,而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叛徒,应该和国际接轨,仿照国际惯例——“法奸”、“韩奸”等等——可称之为“中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