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中的童年意象

童年意象的运用是王安忆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成长中的儿童"是王安忆小说中特有的形象.以儿童形象为象征载体进行文化批判是对童年意象的出色运用.儿童视角的发掘使王安忆的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使细节化呈现文本的艺术表达方式与文本的精神内涵完美地结合起来.儿童视角的运用还让作家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独立、警醒的创作立场.     

拓女性写作天地，谱女性话语篇章——-从《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看王安亿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建构

王安忆的小说擅长通过象征、暗示等手法表现女性的人生经历及她们的内心困惑、抗争,以突现女性的价值意义。她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长恨歌》,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着女性话语,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功地实现了反男性叙述。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本文为微型作家论 ,是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界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的点评 ,以揭示他们在 9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 ,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性的特征。     

城市世俗生活的透视与观照——论王安忆的都市小说

面对城市的喧嚣与动荡,王安忆以一颗平常的心,真切地书写市民阶层的苦与乐、悲与哀。在多元化文学大潮的冲撞下,她坚决地抵制了媚俗化,敏感而诚挚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对于城市世俗生活,王安忆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作为一名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女性的知觉与意识,女性在作家的文本中有着突出的份额,而且往往成为王安忆城市叙述的“代言人”。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雅致”

细读王安忆四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米尼》、《长恨歌》、《桃之夭夭》,可以看出王安忆小说中的雅致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方式,以一种前后呼应(预言式)地叙述,还原出中国传统审美范畴——哀而不伤,更在还原的同时,结合当代背景,重建了古典文学作品,丰富了作品形象;二是古典语言的运用,移用、化用古典诗词,并用古典诗词写作方法——赋、比、兴渲染背景,使得旧景更醇厚,新景蕴旧情;三是以女性成长为审美对象,借助她们独有的细腻情感,来感受社会历史带给人的经历与体验,将宏大的社会历史溶解到细碎的日常生活中,将审美意向放置在描写生活的变化带来的人物复杂的心灵历程。     

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奠定王安忆丰碑式文坛地位的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以女性的细微和敏感切入女性生活,在她看来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件华美袍,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只有一种存在物--人,那么女性就是这袍上万千种令人眩目的饰品,而隐在这些饰品背后的那一部分则是男性世界,这是做为"底"的世界.女性再繁闹也不过是佩饰,是坠子穗子,并且光阴会剥离它们的光彩.王安忆为女性的被动处境和易逝的红颜发出轻轻的叹息.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

王安忆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使女性意识的发展实现了两次突破.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     

曹七巧与王琦瑶之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同为海派作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堪称20世纪女性着墨世俗人生的“上海书写”的两次高潮的典范,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差异。她们在其代表作《金锁记》《长恨歌》中分别塑造了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形象,她们作为世俗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有着类似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悲剧有其必然性。但两个主人公在爱情观、金钱观、性格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论王安忆1980年代中期性爱小说的女性叙事

王安忆在1980年代中期以性爱叙事为主题的小说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本之一.首先她通过文本中情爱与理性的缺席以及对性本身的发展和对性快乐的追求而让性爱叙事从政治叙述转为人欲自身;二是张扬女性主义,将男性晦暗化.这表现为将男人叙述成弱者,被女人主宰掌控,并且在苦难中不被拯救;从而表现出女性的力量存在以及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呈现.     

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

目前国内对《长恨歌》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都市—女性、叙事—语言、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借用他者思想或理论的解读、批判。总体说来,体悟性的智慧批评非常缺乏。智慧批评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的思想添加炉火,给自己的心灵注入清泉;即使背负沉重的枷锁,也要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