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