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科举与学校

按照宋朝开国初期延续的唐朝的制度，科举主要是考诗赋和经义，加上策论，但基本以诗赋和经义为主。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制度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按照王安石的看法，以诗赋和经义进身的人都是没用的腐儒，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王安石教育改革思想评述

本文以评传的形式，论述了王安石在其推行新政需要人才指导下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包括：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实行“三舍法”，创设专科学校，统一大学教学用书，重视感化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