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

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在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一些人的三观逐渐产生偏差。针对以上现象进行研究,根据民办高校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特殊学生群体存在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增强民办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主要措施。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教师群体的住房问题探究

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战时内迁高校教师群体的收入锐减、实际购买能力的低下，及迁入地房屋资源供应的相对不足，内迁高校教师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严重。虽然国民政府加强管理，采取补助措施，制定内迁高校教师的保障政策，教育部也拨巨款救助各级教员，但由于战时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依旧杯水车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内迁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战时整体教育状况在退化。同时，内迁高校教师群体在艰苦环境下，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为改变东西部文化教育不平衡的状况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情境与互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力机制——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变化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互惠文化背景,其特有的社会情境通过影响群体情绪存量推动着群体行动的发生和变化。基于湖南某县三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存量递增的过程中,个体情绪不断被激化,逐步实现群体行动的情绪动员。在情绪被充分动员的基础上,乡村社会固有的互惠文化通过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者积极性、防止群体成员"搭便车"以及动员内外部资源参与群体行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从而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资源,促使群体行动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