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共治:经济高速增长期东京都市圈的公害治理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坚持生产第一主义,导致公害集中爆发.东京都市圈被称为"公害样本城市",具有种类齐全、不断变异、广域扩散等特征.围绕公害问题受害者、发生源和监管者形成复杂的角力,治理陷入僵局,导致社会对抗.在公害反对运动背景下,东京都市圈的革新自治体率先破局,横滨市与企业缔结公害防止协定,东京都颁布了公害防止条例,设立环境基准,规制公害发生源,救济受害者,倡导广域治理.革新自治体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发展战略,转向生活环境优先,为公害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     

日本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变迁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基于日本土库市町村与中国山西赤桥村的对比研究

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是由原来集中在村落共同体中的经济、行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按照不同的原理不断分化的过程。从日本土库地区来看,市町村主要承担行政服务功能,农协主要行使经济服务功能,村落则是居民日常生活单位。就山西赤桥村而言,自治单位的功能严重分化不足,理论上的村落自治体,应该是集政治、经济、生活功能于一体的,而事实上,村落组织各项功能急剧蜕化,根本无从完成上述功能的整合,于是出现了由"村庄自治"变成了"村庄不治"的无序状态。按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原理,重新整合村落社区的功能刻不容缓。     

村民自治权基本范畴探析

村民自治权法律关系是法律所确认和规范的,基于村民自治实践而发生的,自治主体之间所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笔者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权内在法律关系的分析,探寻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内在要素,使其权利与义务的设置更加合理.     

村民自治的司法保障

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是村民自治体尽可能独立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同时该自治体内部应当形成比较完 善的民主决策机制。另外,即使充分的民主决策也可能侵犯某些重要的基本权利或者违反法律。完善的司法保障 既能最大限度的维护村民民主决策,又可以尽可能控制村民自治体滥用自治权的行为。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     

浅析全民健身计划与终身体育

终身体育与全民健身计划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宣传培养,使人们养成自觉运动的习惯;通过设置课程引导人们从事体育运动,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条件。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执行过程中,通过制定阶段目标层层推进,最终实现终身体育     

日本民众10天发一本生活指南

在日本，虽然小区里没有物业公司，但居民的生活都井井有条，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本生活指南。     

战后日本城市经营的教训

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以优先产业发展、保护企业利益为主。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体倾向于企业利益的国土开发政策导致了深刻的城市问题。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后政策开始了转变,城市经营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90年代以后,政策又转向了另一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大地弱化了公共事业,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和社区解体。当前城市经营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实现从以往的增长型经营到可持续型经营的转变。     

好警察不如坏小子

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造成两个误解：其一是“警视厅”是日本的警察总部,其二是日本的警察看起来似乎挺牛。第一,日本的警察总部不是“警视厅”,而是“警察厅”。日本没有全国性的警察组织,警察是归各个地方自治体管的。日本全国分成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43县。北海道的警察叫“北海道警”,大阪府的警察叫“大阪府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