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介入历史：对解放区报告文学的一种考察

解放区报告文学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和创造的过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化”倾向的呈示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是历史巨变时代对作家的必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规约下,知识分子作家最终消解掉自身的学院化色彩以及单纯的社会批判的心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起个体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联。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日本侵略者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已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共产党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本文则指出，华北日军对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１９４０年８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药的故事

1947年，我在潍北县独立营医疗所当护理班长，亲历了艰难时刻一些有关药的故事。相互让药 三四月份，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占据了烟潍公路周边的大部地区，切断了西海分区与潍北县独立营的联系。一段时间，药品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医疗所里只有几瓶药水和几种药片。医疗所里没有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就如同去打仗的战士没有枪和炮。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种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共同语境下诞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放区抗战歌谣开创了民族音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众化之新局面,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高潮的兴起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而解放区抗战歌谣在中国民间歌谣思想内容方面的拓展,创造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同时解放区抗战歌谣诠释了抗战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宝贵财富。     

"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的诞生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时期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缘于他,陕甘宁边区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缘于他,著名诗人艾青专门创作了叙事长诗<吴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诗<吴满有>的诞生对于解放区的文学转型,既是有益的尝试,更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解放区乡土文学中的乡贤叙事研究

解放区乡土文学作家弘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通过乡贤叙事来建构无产阶级革命认同,具有极高的颂歌意识与理想主义情怀。这些作家笔下的"革命新人"可视作传统乡贤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续与变奏,他们或是个性解放中的"时代先锋",或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模范",抑或是乡村运动中的"先进干部",分别对应了革命人格成长的三个阶段。同时,解放区乡土文学中的乡贤叙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虽然满足了特定历史语境的需求,发挥出不可替代的战斗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艺术局限性。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从解放区展览会看中共的抗日宣传

解放区展览会是其抗日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工农业生产品、文学艺术作品、图片、实物资料等方面的展览,极大的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念,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中共抗日宣传的灵活和多样的特性,同时对于更好的认识中共宣传工作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