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应在他父亲谢死后三年,谢死于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灵运之袭封当在隆安年间,他十五岁时(隆安三年,399)由寄养的杜治回家,应当就是为了受封。关于谢灵运与刘宋王室的关系,近人多强调其矛盾的一面,其实刘裕、刘义隆两代皇帝对他都相当尊重和宽容,他之所以一再受到打击,一方面是由于他卷进了刘宋王朝内部的纷争,二则也是他个人的贵族作风有以致之。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论谢灵运的诗学精神

作为一位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并不以理论著称,但他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却很大。他具有描山绘水以"娱情适性"的创作态度;在他的山水诗中营造了一种"生新幽奇"的艺术境界;谢灵运山水诗极力追求一种"尚巧似"的创作风格。     

论梅尧臣对谢灵运的诗歌接受

宋人常以品格与诗风两个视角品评诗人诗作,对谢灵运其人其诗之接受因此呈现相对复杂之趋势,而这又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具有特殊关联。梅尧臣对谢灵运其人其诗都持以积极接受的态度。他的山水诗以串联式的山水诗题、历时性的游踪线索、条理型的观景方式、精细化的摹景手法彰能于世,昭示出对谢灵运诗法的吸收、运用。梅尧臣之诗学主张反作用于谢灵运之诗史地位,一方面,谢灵运及其诗歌遭受到了间接贬抑,另一方面,在梅尧臣的影响下,宋人在参与接受谢氏其人其诗之中无可避免地客观接受了谢氏诗歌之精粹。梅尧臣对谢氏诗歌之接受深刻影响了宋诗风貌之形成。     

“即色游玄”对谢灵运山水审美之影响

在支遁"即色游玄"的般若空观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影响下,谢灵运形成了"融合玄释,模写山水"的山水审美观;开创了"以山水通于理道"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景、情、理交融的艺术个性。通过山水之游,诗人暂时将身心从世俗中解脱,在"即色游玄"的思想引导下,进入一种自由无待的审美状态,在静观物色之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谢灵运抒情小赋之意境创新论

诗、赋是六朝最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谢灵运创作了不少抒情小赋,而且其赋摆脱了此前抒情小赋多有情绪少有意境之窠臼,创作出情景相融的清丽空灵、朦胧澄澈的优美意境。此种意境之生成,是其“超埃尘以贞观”的老庄佛理哲学的艺术展现,并着意采用了以诗写赋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其山水诗有画境,抒情小赋有意境的有趣文学现象。     

未曾遗忘的顿悟成佛论之先行者——试议竺道生与谢灵运的佛学思想交汇

顿悟成佛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佛教史上都以六祖慧能为其先觉,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以佛性论为依据最早提出顿悟成佛论的却是南北朝时期的高僧竺道生,其新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共鸣.同时期的著名文人居士谢灵运作为竺道生顿悟说的追随者和积极倡导者,对竺道生的新说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宣扬,并著<辨宗论>等文对顿悟成佛论所遭到的非议加以辩证和维护.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谢灵运山水诗的审美创新论略

谢灵运作为时代美学思想变迁的敏锐感受者,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完美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他的山水诗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成功的美学实践之一。谢灵运在山水诗领域所展现的审美特质与运思模式对中国的山水诗史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