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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怀林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6):1-9
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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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建状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11-126
宋代举子赴京赶考的费用,最低相当于一个人十个月的生活费用。而最高者,则相当于一个人两年半的生活费用。高昂的赴京旅费是困扰宋代举子的一个重要生活问题。从北宋太祖朝至南宋初期,政府断断续续对特定地区如四川、两广、福建的举子发放驿券、口券,借此资助他们入京赴试。南宋以后,特别是在宋理宗一朝,或由政府筹资,或由官民合资,贡士庄、贡士库普遍植立,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举子有稳定的旅费来源。但围绕着贡士庄的产权、承佃权的纷争,政府与地方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对于创建贡士庄这类地方公益事业意见分歧。有关贡士庄的利弊之争,逐渐成为士人空间讨论的话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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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1):95-100
宋代教育发达,但其教育投入却相当有限,因此两宋文化的极盛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捐助风气南宋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今天的启示是民间助学的热情需要官方调动和引导,助学的方式应以产业助学为主,以保证助学的长期、持续性,而且营造良好的民间助学氛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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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好官,但说起做官的经历,他最初求官的手段却很不光彩。郑板桥40岁赴南京参加乡试,中得举人;44岁赴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中贡士当年参加殿试,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进士的身份让郑板桥有了入仕的门票。然而,有做官资格与真正做官是两码事。郑板桥在京城活动了整整一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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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进春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59(1):82-85
不少学者误解了明代“贡士”的概念。在明代,“贡士”一词是一个泛称,包含两种意义: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至清代,贡士才被规定为会试中试者的专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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