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落实行政责任尚需治"虚"

行政法对行政权力设置的两项基本原则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行政权利与行政义务具有统一性且不得放弃性.任何主观上的因素或非法定情形都不得成为免责事由.行政权力的法定性是确定行政责任的实体性要求,在追究程序上,不宜用党纪政纪对待,应当将现有的一些责任制度在立法上独立并完善,明确行政责任的管辖、处理原则、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等.     

也谈"错案追究制"

错案追究制自运行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积极效应的一面.本文从多角度分析了错案追究制产生的影响,并对错案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倡导错案追究制应让位于全面的司法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     

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刑事责任

跨界环境损害不仅仅是民事责任，在一定条件下，严重的行为也可以导致国家的刑事责任。国家在承担跨界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同时，也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自首新探

本文在对自首制度进行概述的基础上，着重评析了我国刑法学界有关自首刑事责任根据的几种观点，明确指出了确立自首犯刑事责任的根据乃在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上都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疑难问题研析——兼论妨害清算罪

针对日益严重的破产欺诈行为,《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新规定了虚假破产犯罪。在司法机关对罪名做出司法解释之前,理论界对于此罪名的表述不同。论文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犯罪客体四个方面对虚假破产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虚假破产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评析。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核准追诉,具有平衡因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带来的惩罚倾向、统筹兼顾特殊预防与特殊保护、缓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等功能价值。新核准追诉适用条件之一“犯故意杀人、故意伤人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是考虑刑法谦抑性、未成年人犯罪实际情况的结果。新核准追诉的另一适用条件“情节恶劣”本质上属于一种可罚性升格条件,需要通过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未成年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为手段、行为规模、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判断。虽然已有核准追诉程序的规定,但需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整后才可适用于新核准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