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新面世已经108年.近百年来,随着藏经洞古代文献、文物的流散而兴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已成为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显学".但是,敦煌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经得起严格科学界定的独立学科,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对此,我曾经在<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     

《疆邶遗书》编纂过程考

朱疆郝去世之后，由龙榆生牵头承才旦《疆郝遗书》的整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人士或慷慨解囊资助刊行，或与龙榆生商量编纂体例，或担当序、跋、墓志铭等背景资料的撰写工作。在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疆部遗书》成功编纂。     

论敦煌文献中的丑妇形象与丑妇观

本文将敦煌文献中描写丑妇的作品分为两类:佛教故事类和民间世俗类,并分别对这两类作品中的丑妇形象进行了分析。佛教故事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外貌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美与丑之间以崇佛为分界可以相互转换。民间世俗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品行的描写,妒妇、懒妇、搬弄是非之妇都被归入丑妇范围,反映了儒教对女子"四德"的要求。两类作品在描写丑妇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儒释观念的不同。但这两类作品有着一致的丑妇观,即丑妇之丑具有绝对性,是美和善的对立面,两者不能并存,这与中国传统认知中丑女可因其美德而改变命运的丑妇观有所不同。其原因与佛教对唐人审美观之影响、敦煌说唱类作品对俳谐性之要求以及唐代官方对审美理想之引导等有关。     

谈散藏敦煌遗书

本文首先对"敦煌遗书"一词进行辨析,然后对"散藏敦煌遗书"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并论证提出这一概念的必要性。文章指出散藏敦煌遗书主要集中在中国与日本,世界其它地区亦有少量收藏,总数约10000号上下,合计长度约占藏经洞敦煌遗书总长度的32. 3%。文章指出这批敦煌遗书具有四个特点:一般来说,它们的长度较长,保存状态较好;非佛教典籍、文书较为丰富;往往附加有现代装帧,现代收藏鉴赏题跋、印章;但夹杂了若干伪卷、伪题跋,还混杂一批其它古写经。文章主张加紧调查,努力促进散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与图录的公布,促进敦煌学的发展。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糊涂杀手

一个杀手受雇谋杀某富翁,雇主要求他杀死富翁后,把现场伪装成富翁自杀的模样。自杀当然需要遗书,雇主准备好了一张富翁亲自签名的白纸,供杀手在枪杀富翁之后,用富翁的打字机打出遗书。     

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

20世纪是敦煌藏经洞开启后敦煌学由滥觞到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北京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献尚未完全公布,但凭借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和敦煌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已为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阮玲玉遗书的真相

阮玲玉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位天才的演员。她于1935年“三八”妇女节被迫自尽。迫害她的人为了逃脱罪责，竟伪造了阮玲玉的遗书，把她致死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社会。本文公布了阮玲玉的两封真实的遗书，剥开了唐季珊、张达民之流的画皮。     

蒋介石西安事变时的三份遗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期间,他一度想到了死,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这些遗书从未有人看见过,直至近年才得以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