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问题日渐突出,成为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邻避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邻避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外在表现为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土地用途上的冲突与对抗,其本质是复杂而系统的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的治理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立足于政府权力的DAD模式、基于市场交易的BCB模式以及以大众为中心的CPC模式。当前,CPC模式被公认为是更有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     

邻避现象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设施水平逐步提高,不可避免地要布局邻避设施。政府准确、理性地认识邻避现象是应对复杂局面、协调不同利益关系、提高治理能力的前提。本文对国内外邻避现象历史演进、成因、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及治理策略方面做了梳理,并对国内研究不完善方面进行反思,以期进一步加深对邻避现象的理解、能更好地处理好邻避冲突。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却时有发生,并呈现出参与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日趋广泛、事件发展模式化、处理模式简单化等显著特征.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展各个阶段,其中所涉及的各种不同心理活动.将冲突事件发展阶段作为研究线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刻原因、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提出系统的预防、及应对策略.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与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邻避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机制:四种理论路径的阐释

邻避冲突是当前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复杂问题。从政治、经济、技术和伦理四种理论路径来看,邻避冲突的性质分别对应着民主公平、成本收益、科学性和道德性问题。基于对邻避冲突性质和原因的不同认知,解决机制也存在着差别。然而,这些理论视角对邻避冲突的分析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综合性判断。邻避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和保障公平,并通过市场机制、科技手段等辅助,共同降低和化解。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过程中,城市环境污染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工业污染防控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频频成为市民环保投诉与举报的焦点,处理不好一旦酿成环境突发性事件,既不利于社会管理,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污染防治问题应该引起各方关注。生活类污染具有不同于工业污染的特点,从法律上讲,应重视生活类污染防治法治建设,厘清工业污染与生活类污染的界线,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沟通与联合执法机制,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化解环境“邻避冲突”,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