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贾谊重农思想的社会根源

贾谊从汉初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了重农思想,他认为封建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危害到小农经济的健康成长,因而主张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以"末"致富,富而奢侈浪费,互为攀比,破坏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削弱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地位;稳定粮食的生产,增加粮食的积贮对赈灾备荒,加强国防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封建国家允许私铸钱币的政策,导致了采矿、冶炼业的膨胀,不利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更为严重.     

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

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是国家货币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然而货币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国家上下,集中表现为白银存量不足与好钱不足。面对此种局面,明廷通过各种举措力图扩大货币供给量。此时又处于海外银流入数额不多、国内银矿屡兴乏力、一条鞭法加速推广的供需矛盾时期,朝廷只得放开海禁、不断寻求内地矿源来增加白银数量,但效果不显。为此明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扩铸铜钱来增加货币存量,应对货币主导权日益下移的问题。万历前期的扩铸计划准备充分,工本也属充足,但地方铸钱却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挫败,显示了国家钱法的长期颓势难以逆转。万历后期,神宗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派出矿监税使疯狂地搜刮民间金银,国家铸钱也日益沦为解决财用的工具。不少地方的货币流通遭遇了更加纷乱的局面,政府权威在市场力量面前遭遇挫败。这系列过程昭示着晚明政府在面临日益货币化、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手段,将其内化成自身的经济资源,折射出明代货币制度缺失的长期影响。     

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与两京应对

明代留都的铜钱铸造在国家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长期受到私铸的困扰。万历三十年以后留都地区私铸盛行,达到明代私铸的高峰,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复原,可以清楚看出无论是明代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在应对私铸突发事件、消除私铸方面,别无良策,缺乏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行动迟缓。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明代在制度运作、政令实施过程中执政者的主观意愿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往往是前者妥协、屈服于后者,从而暴露出其存在的软弱性。     

桂阳——中国古代铸钱重镇

湘南重镇桂阳，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古称“八宝之地”。“八宝者，金、银、铜、铁、锡、铅锌、水晶、石炭也”。桂阳古城西面的山峰，俗称宝山，古称大凑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桂阳曾是郡、国、军、路、府、州的治所，唐、宋期间，朝廷特设桂阳为监。监，就是在坑冶、铸钱、军马、产盐等地方专门设置的行政区划。因此，桂阳在古代就是掌管国库冶炼金银和铸钱的重镇。     

晚清铸钱的私铸

私铸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所面临的比较严重的货币问题之一,时至晚清,这一现象更为严重。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是利益的刺激;二是币制本身的弊端,而官员的腐败又使得私铸问题难以治理。针对私铸的泛滥,晚清政府立法严惩,但收效甚微,最终导致了货币经济一溃千里。     

不争是一种为官境界

正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他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信事业。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却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     

《元丰九域志》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

《元丰九域志》政区基本上为元丰八年之制,说明其于元丰三年成书后,又经修定。但其户口、铸钱监的年代均为元丰二年,盐产地的年代则为元丰元年或二年,和政区的年代不同,应是初成书时的原貌。     

唐后期铸钱的几个问题

乐史所记信州铸钱就是指玉山监,韩洄"江淮七监"是指丹阳、广陵、梅根、宛陵、凤山、桂阳、玉山监。《新唐书》"凡铸钱有七监"指的是永平、桂阳、凤山、丹阳、梅根、宛陵、广陵监,这七监再加上会昌年间新增的洛源监即是"会昌中增至八监"。从以铜为主的铸钱原料供应和铸钱能力方面来看,大中中十八万余贯的年铸钱量是可信的,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过高。     

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39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