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与四川学者林思进、李思纯、徐中舒、缪钺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且相互影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避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新书推荐

正《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周言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本书主要讲述了置身于"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1949年之后的与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别具匠心地梳理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极大弥补了"王学"研究的空白。     

以卓见创新史 融古今于一炉

<正>木斋教授来西子湾客座一年,即将赋归,出示其四十年来创作之诗词及新诗作品,嘱我阅后抒感数言。我知道木斋教授近年深研古诗与曲词发生史,发为新论,轰动学界,不料他同时也热衷创作,而且积稿成笥。因思清末民初交替之际,豪杰之士有志一新旧体以赋大好新世界,前则有黄遵宪、梁启超之召唤,后则有胡适、闻一多辈应之以语体与新格律,但鲁迅、郁达夫以迄陈寅恪、高阳等仍寄情于所谓"旧体"。四十年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