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池田大作提出把人的心与心联结起来的“精神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从他坚信“内修”的东方文化价值、身体力行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重视民众力量和价值三个方面，可以领略池田大作旨在通过沟通东西方文化、推进建立和平世界的思想智慧。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影响——以北京为例

以交通、通讯、新闻舆论等为典型代表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后，它们或便利救济物资的调配，或加速救助对象的区域流动，或监督与制约救济事务的运转，或宣传与流播新型慈善思想等，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近代转型发挥强大的刺激与推动作用。     

成长的感悟——析青年作曲家张朝的《变奏曲》

从音乐形态、表现手法等方面具体分析《变奏曲》这部钢琴作品,探究其中对中国传统戏曲效果的模拟,以及作者如何巧妙地借鉴皮黄丰富的音响和表现力并运用到钢琴音乐中。中西的结合,古今的碰撞、鲜明的色彩个性,这些特点使得这部作品成为探索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道路上的闪光点。     

民族大迁移造就了北京城

民族大迁移 ,尤其是少数民族大迁移造就了北京城。辽、金、元、明、清五朝 ,均有民族大迁移。尤其是明清两朝 ,均将北京的前朝居民迁移出去 ,本族居民迁移进来。在今天的北京 ,辽代契丹人留下了天宁寺塔 ,金代女真人遗下金太液池的一汪清水 ,元代蒙古人的胡同和六海水系还在沿用 ,明代汉族工匠建成了宫殿、长城和十三陵 ,清代精美的皇家园林和王府建筑后人至今无法企及。     

论京剧的雅化及其鼎盛

文章论述了京剧在 2 0世纪 30年代达到鼎盛阶段的内外部原因。在其内部原因上 ,作者以其研究古代文学史时所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来观察这一段京剧史 ,从而对这一段京剧史的发展作了新的勾勒 :艺术块团之形成、相互间的争锋、浮沉以及名号形成的种种情况。在其外部原因上 ,论述了京剧是如何从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以及如何从向话剧的学习中受益的。 30年代新文化界对于当时京剧的雅化是批判的 ,作者则对此取肯定态度。最后还说明了 ,当京剧出国演出时 ,它的许多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特点 ,却受到了国外艺术家的肯定 ,中国的京剧艺术家们也更加开拓了视野 :由此勾勒出京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回旋     

戏剧与北京的民俗文化

从民俗文化学的意义上说,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是无处不在的。戏剧与北京的民俗文化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是民俗活动需要戏剧的参与,戏剧融入到民俗文化中;另一方面是民俗对戏剧的渗入,梨园的演出习俗就是其表现之一。同时,民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戏剧的风格。     

京郊民俗旅游村深度开发的思考——以密云为例

都市郊区民俗村的旅游业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北京市郊区。然而随着消费市场的逐渐成熟，民俗村局限于乡村家庭旅馆的发展思路使其旅游的进一步开发受到了阻碍。要解决京郊民俗旅游村深度开发的问题，关键是要对民俗村进行“整合”，即改变单一的由农户自发进行旅游开发的模式，而以村庄为平台，同时“依托于村庄又跳出村庄发展旅游”，实现管理组织化、产品开发组织化及整体营销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