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

现代性批判是生存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因而是超越认识论的存在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应然逻辑,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性问题并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而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扬弃现实异化的可能性及途径是社会生活本身给出的课题,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所能设定的理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对宗教、思辨法哲学等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否定性批判中,内在建构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要素与理论逻辑：从意识形态生成根源、精神变物质原理、理论实现条件等批判维度,深刻揭示了“颠倒的世界决定颠倒的世界意识”“彻底的副本批判必然会专注于原本和实践”“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以及“理论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需要程度”等基本规律,初步确立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浅解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的行为应当的“绝对命令”,并勾划了人类走向至善的基本途径。康德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实践是理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道德律为前提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达到至善境界;重视道德教育。有两点值得商榷: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分地突出“形式”的地位和理论的完整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当代审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话语的一种诠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标识性地位,但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该著作存在“经济决定论”等方面的误读,且文本自身也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因此如何正确阐释《序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依据马克思“社会演进三形态说”提出“社会轴心转换”概念作为分析框架,解读《序言》可获得新的认识。物质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属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基础的情况只是部分社会形态的属性,社会主义将为最终“终结”这种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实现历史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建构应有精神至高点,内在地包含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据此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结构应包含“生产为什么”、“社会生产何以可能”、“好生活的社会形式”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在对《序言》的重释中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至上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超越“消费社会”社会生活模式,走“生活型社会”发展的路子;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共同创造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合三而一”的社会动力体制。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试述《时间与叙事》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而对康德的时间观作了批判性解读。利科通过深入考察《纯粹理性批判》,首先阐明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天)条件,标明“时间”在康德那里开始了“本体”化的积极尝试;其次指出了康德的时间观所面临的理论疑难;最后还讨论到了康德的时间观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利科的上述“解读”充分彰显出康德时间观建构在西方哲学之时间性问题探讨上的特殊理论贡献。     

Testing the lucas critique: A review

Claims that the parameters of an econometric model are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either policy rules or expectations processes entail super exogeneity and encompassing implications. Super exogeneity is always potentially refutable, and when both implications are involved, the Lucas critique is also refutable. We review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Lucas critique; super exogeneity tests; the encompassing implications of feedback and feedforward models; and the rol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approach is applied to money demand in the u.S.A. to examine constancy, exogeneity, and encompassing, and reveals the Lucas critique to be inapplicable to the model under analysis.     

葛兰西早期对文化工业化的批判

通过对葛兰西早期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他对剧院的批判的研究,以及阐述葛兰西对"剧院工业"与文化工业化的批判理论,以发掘其理论背景以及这一批判对后世的意义。从葛兰西的批判路径来看,他首先将文化产品与文化接受者划分为不同阶级,随之对以"剧院工业"为代表的文化工业化趋势进行批判。葛兰西认为,剧院工业不仅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而且通过生产低俗的文化产品影响并荼毒观众的审美。但是,葛兰西在对剧院工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过度强调了文化产品对人的单向度影响,同时忽视了新技术在塑造人对文化接受的感知结构方面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哲学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就其哲学的性质,中外哲学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理解。我们认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表现出的哲学立场,一方面表明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恩格斯此时的哲学世界观还停留在"费尔巴哈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