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君子人格思想

论述孔子思想理念中所要构建的君子人格体系,分析君子人格的构成要素及内在联系,提出培育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以“忠孝”为基本要求、以“信义智勇”为补充的君子人格,并阐明培养君子人格的历史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孝道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孝亲的传统美德,赋予孝道文化以时代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孝与不孝的理性

家庭养老是长期农耕文明条件下亲代与子代的互惠行为,孝是家庭养老实现的制度保证。现代工业社会家庭养老的互惠性急剧下降,孝道的影响力逐渐衰微,家庭养老逐渐被个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现代养老模式替代。发挥家庭养老的补充作用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激励,如增加养老的收益或者增加不养老的成本,孝的教化作为长远的治本之策并非振兴家庭养老的当前出路。     

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在民俗美术中的体现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其中孝道思想则是最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之一,孝道以其深厚的伦理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机制推行而广布天下。民俗美术中大量艺术形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表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儒学孝道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美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美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华人移民、外交使节、商贸活动和宗教僧侣。其中,华侨华人在孝文化传播上发挥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孝道思想传播到海外,受到各国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孝政,在文化教育上实施忠孝教育。直到今天,孝道思想对海外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儒家“孝”文化的现代诠释

“孝”的基础性含义是指敬、养父母,它对当代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养老、尊老有激活意义。“孝”的展开即是家庭伦理,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敬妇听”去规范家庭成员各自的行为,有利于发展当代家庭文明。“孝”也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它为当代由家庭稳定而推动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可资利用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论孝道思想对历代医家从医动机之影响

孝道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内容广泛深刻,概括起来有孝养父母以敬、宗族繁衍为重、孝为政道基础等方面。我国历代医家大多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背景,儒家孝道观念对医家从医动机的形成影响很大,是儒家知识分子完成由儒入医转变的重要心理动力。     

重读“孝悌为仁之本”

本文试从“人我”关系亦即我与他人或他者的关系这一角度 ,重读孔子和儒家传统有关孝的思想 ,以期重新接近这一观念所蕴含的深刻伦理意义。孝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一个作为能够承担责任的伦理主体的我对他人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孝仅仅规定我与作为父母的这一特殊他人的特殊关系 ,但是 ,这是我与“第一”他人所发生的“第一”关系。作为我的第一他人的父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切他人的“原型”,而我与父母的伦理关系已经是我与其他一切人的伦理关系的“原型”。本文从分析孔子所说的敬开始 ,孔子对孝中之敬的强调表明 ,孝远非某种自然感情 ;敬作为我对他者之敬蕴含着他者的某种“超越”性和我作为我的“主体”性 ,一种“我而为他”的主体性。最后 ,对作为孝的构成部分的“事死如事生”亦即为父母居丧守孝以及祭祀的意义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