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都”及其语法化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通过它可以了解汉语在19世纪中期的基本面貌。当时,副词“都”已具备表示范围和表示语气等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中有一类兼表已然义。根据《儿女英雄传》中反映的语言事实和语法化的一般规律,副词“都”的语法化路径应该为“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兼表已然义的语气副词”。     

《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

关于《水浒传》作者有施耐庵说、施罗合作说、罗贯中说、山东罗贯中说、明中叶同名小说家说、罗著某续说、非罗非施说、陆续完成说。综合研究这八种说法 ,陆续完成说比较可信     

《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

<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的体制性反思

“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是促进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倘若“善有善报”嬗变为“善有恶果”,这会给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带来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实中屡屡发生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却正在强化这一荒谬逻辑。这种现象主要与当前政府显性价值导向偏失、补偿立法滞后、社会保障缺位和感恩意识匮乏等因素密切相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道德问责机制,补偿道德再生产成本,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感恩意识教育。     

醉里乾坤大 壶中日月长——《水浒传》饮酒描写的文化阐释

《水浒传》的饮酒描写溶入了整个社会的饮食文化之中,并带动整个故事的方方面面,既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加剧了小说的冲突与矛盾,使故事情节既扣人心弦又妙趣横生。《水浒传》以酒始,以酒终。英雄好汉、平民百姓的饮酒行为,众口流传,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     

《无极》:华丽与阴冷之间的分裂

中国大片忽视了影片的伦理色彩、人文精神、思想深度,华丽的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奥斯卡情结、商业化追求和编剧的弱化是导致中国大片如此状况的原因;影片《英雄》摄取了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在暴力成为影片的突出场景时却难觅人性人文精神,它混淆了秦王统一霸业与人民和平愿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刺秦”历史观;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视听艺术,应该是诗、画、情、思的有机结合,而《十面埋伏》中的爱情恰恰缺乏人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刻;过于强调娱乐性,过于追求风格的华丽与美艳,过度强调感官冲击力,导致《无极》忽略了对善良心灵的建构与升华,丢失了大片语义骨架之精深,没能成就大片的艺术精神境界;作为本土电影,《夜宴》“中国味道”甚淡,“东洋风味的汉文化表达”让观者有种找不到北的诧异,而对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隔膜和把握上的失控,限定了《夜宴》艺术品格的高度,商业票房意识的无限张扬,终使影片沦入整体空洞和庸俗命运;《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精力财力都置于形式的豪奢、场面的恢弘、色彩的绚烂上,却缺乏对于剧本的精心构思,从剧情构思、人物性格到细节台词等,都采取从《雷雨》中“拿来”的拷贝方式,缺乏创造。     

论明传奇《八义记》的艺术价值

明代有多本传奇演绎赵氏孤儿的故事,然存世的只有<六十种曲>本<八义记>.它的价值在于赞颂了程婴等八位义士舍身救孤、助忠抗奸的高尚品德,同时塑造了两个别具情味的温婉女性形象.全剧情节引人入胜,但在剧情安排与人物塑造上也有明显的缺失.     

语用学理论指导下的《水浒传》人物话语分析——以林冲为例

“官逼民反”是《水浒传》作品主题之一,而林冲则是“官逼民反”的一个典型。文章用语用学理论中的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对林冲从出场到逼上梁山这一过程中的话语进行分析,表明林冲的话语生动地反映了他“委曲求全、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以及“官逼民反”的主题,从而以实例说明语用学理论指导文学作品解读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复仇者的同与异:希思克利夫和仇虎——《呼啸山庄》和《原野》中男主人公之比较

希思克利夫和仇虎分别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中国剧作家曹禺的三幕话剧《原野》中的男主人公。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部作品男主人公的复仇故事、复仇目标和复仇心理以及复仇性质,指出希思克利夫的复仇虽然反映了身处社会下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反抗,但主要是出于个人恩怨;仇虎的复仇则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具有明显的阶级抗争意识。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